我念研究所的時候住在大阪府東邊的茨木市。周邊幾間教會每個月有一次共同聚會時間,一起去打掃車站、公園,有時候也一起佈教。在一次活動裡認識了康郎。

  那時候康郎剛從外地回到家住,茨木市很多地方他已經不熟。他高中畢業就到外面工作,之後回天理念書,然後又待在那服務了3年。別人跟他說話他總是慢半拍,像當兵剛退伍,跟社會有點脫節的樣子。

  跟康郎會變成好朋友,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不像一般日本人這麼難搞,有話他會直接說出來。他是附近一間小具規模的教會繼承人,從小在教會長大,因為註定要當教會會長而承受不小壓力。高中畢業後他選擇到外面工作,主要原因也是為了逃離從小被決定好的人生。工作期間發生些事情,他感覺到確實有些事情沒辦法單靠自己的力量解決。於是他主動回到天理,進入教會長養成班的學校,之後又在信者詰所(類似香客大樓)服務,26歲才回到大阪。

  判斷一個日本人好不好相處,最好的辦法是看他生氣的樣子,如果他能把心中的怒氣流暢地表達出來的話,通常會是表裏如一的人。有一次我搭康郎的便車一起回天理,並且請他幫忙載些東西。為怕弄髒他的車子,我先把東西的塑膠外殼洗過,但搬上車時因為沒把水擦乾把他放在後座的夾客弄濕。康郎非常生氣:「你箱子上有水自己不知道嗎?夾克都被你弄濕了!」平常不拘小節的他突然發飆,1個多小時的車程都不跟我說話。

  不過也因為這事情我更確定他是表裡如一的人。他不像許多日本人為了留給人家好印象硬是把怨氣撇住、但實際修養卻又沒有好到可以吞下去,然後把關係搞到很複雜。日本人太重視「世間態」(世上的人怎麼看你)往往把自己弄得壓力很大,扭扭捏捏的情感表達也會把人弄得莫名其妙。

  我們常常一起吃飯,聊教內的事情,聊日本的事,他跟大多數人一樣很喜歡聊某某女生可不可愛。他是少數有勇氣講出教會內部問題的教會子弟,雖然很多時候他仍然必須配合行事,但至少有在動腦筋想組織裡的問題,而且表達出不滿。跟他聊天很自然,不必一直找話題防止氣氛冷掉。我們可以對坐各吃各的壽司,直到想到下一個話題再開口聊天。有一次姐姐來我們一起吃飯,他從頭到尾都靜靜吃東西,只有被問話的時候才開口。姐姐覺得很奇怪,問我他是不是心情不好。但正好相反,他覺得很愉快,不需要「気遣う」(動念頭)也能夠一起吃飯,日本人只有跟很信任的人在一起才會用這麼不設防的方式跟朋友相處。而且那天我們並沒有喝酒。

  聽說上回歐巴馬來日本的時候去一家高級壽司店。那家店的店員會站在客人前面,一邊跟客人聊天一邊準備適合當下氣氛吃的壽司。客人吃的時候店員就盯著客人看,等吃完再準備下一道料理。吃東西被人盯著看對其他人來說是種壓力,但必須明白的是,日本人平常的心態跟我們不太一樣。他們總是不斷地關心外在的動靜,以便掌握下一刻自己應該有什麼樣的言行舉止。因此他們的情緒常常處在不平靜的狀態,隨時蓄勢待發。為什麼要用這麼累的方式生活,只能說這是他們從小習慣的日常態度。所以當店員,一個身分在自己下面的人,用溫和的表情看著自己的時候,反而可以讓他們感到安心,把意念專注在吃上面。

  這種心態有點像是小孩子跟媽媽一起到公園玩,只要媽媽在,小孩子就會玩得很安心,因為他感覺媽媽會幫他顧好四周,除了玩之外的事情都不用擔心。精神分析學家土居健郎寫過一本書叫「甘えの構造」,專門討論日本人這種特殊的心理構造。但說實在這並不是什麼特殊的構造,特殊的是日本人在成年以後還需要這方面的慰藉。而這也是日本的服務業可以做到這麼精緻的原因:日本人的心需要像對待小孩一樣被照顧。

  這樣說來,康郎算是心態比較「接近外國人」的日本人(我不想用「成熟」這兩個字)。他已經差不多做到不在乎他人的眼光也能生活。

  回到天理之後,我們1~2個月才會見一次面。每次見面都很輕鬆,不需要講「お久しぶり」(好久不見)「お忙しいですか」(忙不忙)等等客套話暖場製造氣氛。一見面就像回台灣見到老朋友一樣輕鬆自在。

「Kirby」的個人頭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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