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科比的大雜把園地

「智慧主要是一種比例感,更常見的是對我們人類局限性的認識。」—林語堂


大将軍

(以下為引用文)

  權力者換了,語音變了,傳統改了。該怎麼說明一個國家還在?
  匈奴、鮮卑、契丹、党項、蒙古、滿族,都曾經說自己的國家就是中國。所以近代高喊五族共和,漢族中心的中國是新國家嗎?
  大和朝廷、大越國,一直到琉球國,總是覺得自己有文明,必須對不聽話的夷狄施行禮教,所以他們使用的華夷之別是什麼意思?他們也是中國?

  日本的場合可以說,列島的住民還在,生活習慣還在,天皇還在。一大堆學者研究天皇制。古代模仿中國的律令制把部落統合為中央集權,近代引進西方的憲法設定主權,然後戰後的天皇純粹成為象徵。中世呢?
  天皇靠著領地收錢,中央政府的體系已經變成空殼。武士貴族建立自己的政府,控制各地的莊園,把不聽話的領主換成自己人。朝廷管不了地方,最後乾脆承認武士首領的權力,重點是該保護的利益幕府你要保護好,收錢抓犯人,交給你了。
  幕府的成立,大致上就是這一回事。
  幕府靠著強大的武力代表武士爭取到公權力。可是研究者關注的是血筋和先例不斷傳承的朝廷。幕府換了三家,重開三次,信長和秀吉強大的不屑再遵照幕府制度。所以我的老師問我:「将軍制」是你創造的名詞嗎?
  當然不是,我只是借用被忽略的學者,想從七百年間代替天皇統治日本的制度裡說明連續性。制度和儀式的繼承,是我最近想到的切入點。
  為什麼武士的領袖,叫做「征夷大将軍」?最近發現的史料,源賴朝希望朝廷給他大将軍的封號,可是後白河法皇不想給,給他「右近衛大将」,幫他辦了一場進宮拜賀的儀式,賴朝創造了天下太平,朝廷與武士一家親。
  得到了權大納言以及武士的極官右近衛大将,武士政權已經不是黑機關了。三位以上的朝官都可以設立自己的政所,鎌倉的政府從今以後可以正大光明的叫做「右大将家政所」。但是賴朝一出京,馬上上表把這兩個官位辭了。名義拿到了,權限給得還不夠。
  古代征討東北的蝦夷,九州的隼人,派出了很多「大将軍」,征東征西征南征夷好多名稱。出征前天皇下賜節刀,對部下掌有生殺大權。打完仗凱旋,第一件事就是把節刀還給朝廷,然後臨時的「大将軍」任務結束。官階四位五位就可擔任,不是什麼高官,只是勝仗凱旋非常榮譽。
  後白河法皇死了之後,賴朝再度要求「大将軍」的稱號。究竟這稱號有什麼意義?和京官的「右近衛大将」一比,即可明白。「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樣的「閫外之權」,正是賴朝要的。不用背叛朝廷,就可以當第二個「王」。
  後鳥羽天皇的朝廷議論了一番,什麼名字好。「總官」平氏用過,「征東」暴徒源義仲用過,不吉。「上將軍」聽起來像中國,還是沿用我朝舊例,兩百四十年前征討蝦夷的名將坂上田村麻呂的「征夷大将軍」,佳例。
  同年的将軍宣下,出現許多值得玩味的新例。第一,宣下的場所不是京都,是在鎌倉的鶴岡八幡宮。第二,賴朝沒親自向使者下跪,派出全副武裝的隨員接下宣旨。 第三,下賜的節刀,沒拿。意思是,現在在戰時,本陣在鎌倉,陣中有陣中的規則。然後這場戰爭尚未結束,所以不會凱旋回京都了。
  七百年「征夷大将軍」的歷史就此開始。天下草創。


  以上是Matteo Lin對「大將軍」及國家的一些思索。相當有趣的介紹。

  從飛鳥時代(592~710)仿效唐朝建立律令國家之後,實際上8世紀左右起律令制度就一直朝瓦解的方向走。

  簡單來說,律令制度是為了建立強力中央集權國家,以現在來說就像就古巴、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等。但這樣的國家其實需要相當具有威信的中央政府才能完成。古巴 有卡斯楚,中國有毛澤東,俄國有史達林。他們都是經過武力證明本身的實力,得到全國性的推崇地位,哪怕是用強迫的手段也好。

  但是日本的統合並沒有經過大型戰鬥。也就是說,中央的權力並沒有經過武力考驗,沒有得到足以讓全民信服的威信。也因此強力中央集權的律令制度,在那個交通 資訊不發達、一般人民素質還未到達法制階段的時代來說,當建立新國家的熱情消失之後,地方性、地區性的權勢才是真正的支配者。

  這些地方性的支配者經過數百年的大小型戰鬥、統合,與朝廷結盟的結果,最後出現平清盛、源頼朝等全國性的支配者。這些實際的支配者當然不會以身為武士而滿足,他們需要更大的榮耀來彰顯自己的地位。而這些榮耀,只有朝廷能給。

  將軍從來沒有打算推翻朝廷可以說是日本政治史上相當有趣的特徵(除了一心想獨攬大權的後醍醐天皇是個例外,這個例外也造成日本史上唯一一次的南北朝分 裂)。西方政治史上,宗教因為無法符合實際政治運作(腐敗、不合時宜等)而發展出政教分離的結果。但日本史上,至少從鎌倉時代(1185~1333)起就 是以武家為中心,朝廷只是戴著榮耀的配角。廣義來說這種結構一直延伸到1945年。

  到明治憲法時期,這種政治與朝廷分離的傳統更發展出特殊的輔弼制度。表面上把天皇權力推到頂端,但實際上天皇必須聽從輔弼,也就是內閣及樞密院的指示來執行統率權。這也造就了戰時有名的「無責任體制」:到底出事的時候,是發號命令的人要負責,還是給意見的人要負責?

反應出日本人無法獨立做主的傳統及民族性。將軍雖然打遍天下,仍然需要天皇給他榮耀;二戰期間陸軍攻遍亞洲,但需要天皇發佈命令幫其 背書,否則光憑軍部的力量叫不動人民。戰後天皇的角色淡化,傳統的權力把戲玩不起來,日本的政治也跟著無聊了起來。戰後的日本首相沒有幾個人給人留下深刻 的印象,少數留下印象的,如田中角榮及小泉純一郎,但他們到底做了哪些事日本人自己也搞不太清楚。只有戰後配合美軍重建日本的吉田茂(在位期 1946~1947;1948~1954)稱得上是個政治家,但是他也是因為配合美國才能完成困難的重建任務。

  在了解日本的國家組織時,我們或許不能像課本上說的只要有人民、領土、主權就能成事,這樣還不足以解釋日本的特殊性。對日本來說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項,那就是:實權者無法獨當一面,旁邊一定要有個對象陪他玩,他才玩得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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