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科比的大雜把園地

　　吳茂昆是台灣物理界知名學者。淡江物理研究所畢業，美國念書期間與朱經武一起發現高溫超導震驚整個物理界，是諾貝爾獎等級的科學家。

　　我在清華時候有一堂每週的演講課由吳教授主持，對吳教授的印象是說道理很清楚，對不同主題的演講都能掌握到問題核心(雖然我都聽不懂)，不是那種政治色彩濃厚的人。不過這次對卡管案的處理，卻魯莽到相當不可思議。

　　大部分的意見都認為這是顏色問題。但對我來說，更有意義的問題是：科學家投入政治領域有什麼樣的盲點，以及盲點帶來的危險性。

　　科學家這個身分在社會上往往被視為稀有動物。從才智來說，他就像醫生，被認為是聰明優秀的化身，從經歷來說，又常常比醫生有更多國際視野。科學發明具有某種神祕性，它可能是戰爭裡擊倒敵人的秘密武器，也可能是改變人類生活的重要推手。科學家樂於接受這樣的想像。基礎科學研究本來就具有各種可能性，幫別人保留一些夢想空間，何樂而不為。

　　但是對科學家身分的推崇，也會誤以為科學家投入不熟悉的政治、行政領域，他們也會不負所托。學術聲望高低和行政能力沒什麼關係，在大學裡己經反覆被證實，但是一個團體總是習慣用學術聲望來決定誰比較厲害的時候，讓有聲望的人出來做事情也算是個合情合理。只是，讓科學家做行政主管，特別是那種需要預想現實經驗未必所及的地方可能施加來的人的反應時，科學訓練在這一點上完全幫不上忙。

　　理科人和文科人之間長期以來存在無法互相理解的問題。雖然大眾文學作品和科普書籍提供兩者之間溝通的管道，但是構思一件事情時方法上的差異往往無法從這上面看出來。文科的人多數認為沒有必要去理解理科概念，反正聽也聽不懂；理科的人則誤以為理科的訓練裡已經提供解決人的問題的方法。前者無可厚非；後者卻很容易帶來災難。工程師往往能走中道，因為他們需要接觸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早已養成凡事不能太執著、見招拆招的本事。

　　說起來，兩種學科在學習的過程裡，一開始有關界線的劃訂就有很大的不同，而界線劃定也很大程度造成看待社會問題態度的差異。在選擇題目的時候，兩種學科都需要去參考整個研究環境裡對某個問題的看法。不論喜歡不喜歡，前面的人對於這個問題怎麼解釋，總是得跟著人家的腳步，從贊成、否定之中，逐漸確立前進方向。但人文學科對於外部環境的變化也不能不去留意。天災發生了，群眾突然間喜歡什麼事情，哪個料想不到的人當選總統，等等，人文科學研究者對這些外部的事情必須保持一定的敏銳。他必須解讀「人」怎麼思考事情，才能合理化本身的研究，否則就跟現實脫節。「時代出英雄」在人文科學領域比較適用。胡適、凱因斯、海德格，現在的研究員不見得比他們遜色，但他們的才華能被看見，不能否認，有大時代的因素。

　　與文科研究者相比，科學家是幸福的多。科學家不需要時代推波助瀾，頂多恨自己生得不夠早。偉大的科學家，如伽利略、牛頓，他們並不是生在科學研究條件特別豐富的年代，同時，16~17世紀航海大發現也與他們無關。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並沒有超越古典力學的原理，只是將它延伸，並不需要任何現代化儀器。他的研究與印象派毫無關係。拉塞福、費米等人透過精良儀器發現前人看不到的量子現象，從此之後科學研究越來越與學術經費掛勾，但無論如何，這些活動和世界大戰、共產革命、法西斯主義一點關係也沒有。科學家不需要與這個世界發生的事情有多大連結，只要哪個地方有夠多聰明的頭腦聚集在一起而且有經費就有事情可以做。希特勒把聰明的猶太裔科學家都趕去美國，結果這些聰明人繼續在美國做本來在歐洲做的事。

　　但是科學領域這種獨立於社會脈動之外的特質，也說明科學家在從事人文領域實踐的時候，很難掌握到群眾的脈動，因為在他們的專業領域裡這些能力並不被要求。這些sense他們必須在研究以外的時間自我培養。

　　從另外一個例子來思考科學家投入社會實踐領域的危險性。

　　美國是最注重專業的國家之一，對不同移民者的成就也給予正面肯定。但移民者即使在美國念大學，之後在美國長住，通常，要在政治領域闖出名號還是要等到第二代以後才有機會。駱家輝、梅健華都是如此。這並不是第一代不夠努力，只是，在社會實踐越高度的領域，對當地文化就必須具備更高的掌握度。即使大學就去日本念，但到頭來你不會認為自己很像日本人，日本人也幾乎永遠不會把你當成自己人，因為從小生長的地方不同，有一些很根本的價值觀差異無法逆轉。我們很難想像一個台灣人到日本發展，最後能當到日本國會議員或高官，因為我們缺乏，比如日本人那種公開場合真心話死也不說卻偷偷到處散佈消息的能力，更不懂得怎麼消滅自己的人格特質。這注定我們沒辦法煽動日本群眾，也無法在複雜的官僚體系裡得到提拔。

　　民眾在選擇一個跨領域公眾人物的時候，不一定看他是否真的對這個領域在行，更無法判斷這個人是否真的有本事勝任完全不同的工作。民眾往往是根據這個社會的價值觀作為參考基準，來認定某個人是否適合做為領導者，儘管這個基準不一定很有意義。柯P能夠出線成為台北市長，他個人的努力固然不可或缺，但如果他的背景不是社會上傳統以來就認為很了不起的職業─醫師+教授，憑一位素人要選贏恐怕不可能。在日本，體育選手退休後從政的相當多，蒙古籍相撲力士回國後從政也時有所聞，那是在尊重體育的國家會發生的事情。但試想體育選手在台灣的地位，即使真的哪天有個奧運金牌選手出來選立委或市長，他的資歷也不會被正面看待。因為從小父母親都跟我們說，不會讀書的才去打球，體育好的都不是好學生，我們打從心裡不認同不念書的人會比我們厲害多少。

　　不過，同樣是社會實踐的門外漢，這樣的事情卻有可能在科學家身上發生。因為一般人的邏輯是這樣：「科學家是讀書人」→「會讀書的人比較厲害」→「有資格領導我們」。

　　每個科學家對於自己的研究能夠脫離人的因素都感到自豪，他們相信自己研究出來的東西是客觀的，能夠禁得起客觀的檢驗，對於不客觀的攻擊(政治力量)總是嗤之以鼻，認為那是不入流的人才做的事。客觀看待問題，對科學家來說是研究的先決條件。但是他們往往不知道，所謂的客觀，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固定的前提之下才存在。現實世界裡不存在客觀，即使和權謀最無關的藝術表現領域也不例外。

　　科學哲學裡討論一種科學家常有的觀點叫「科學主義」，認為所有的問題都必須通得過科學檢視，否則沒有需要進一步被探討。科學主義的極端是1930年代的邏輯實證主義。邏輯實證主義者認為，只有拿得出科學證據的東西才值得討論，沒有辦法測量、沒辦法數據化的東西，都不是哲學上有意義的命題。乘著當時科學主義興盛的浪潮，形上學在英美哲學圈裡一度被打入冷宮。但一段時間之後，已經延續超過2000年的形上學討論終究還是回歸到哲學的中心舞台。

　　我在台灣研究所以前受過完整的科學教育，一直到念哲學以後才知道，以前在學校許多老師信誓旦旦認為所有問題都應該科學解決的觀點，其實是一種科學主義。但科學主義者和一般的宗教信徒(如基督教主義者、佛教主義者)不同，也和常見的政客、既得利益者不同，這些人他們知道自己做的是事情是用什麼角度(主觀的立場)在做判斷。基督徒常說「我們基督徒…」，佛教徒常說「佛法裡…師父說…」；政客為了達到目標有意識地睜眼說瞎話，心裡的OS卻永遠是「我要更多權力」。但是科學主義者最大的問題是：他們往往沒有意識到自己是科學主義者。他們不知道自己是帶著「科學」這個觀點來研究神、研究社會、研究人，因此往往以為自己得到的結論是客觀的，陷入一種「我就是真理」的危險境界。

　　絕對客觀只有在神的世界裡才存在。這種錯誤的社會認識，如果只是茶餘飯後的閒聊笑笑就算了。但如果這樣的科學家要去從事最激烈的社會實踐活動─政治，很容易變成災難。念研究所期間有位學術聲望很高的老師在課堂上對大學多元入學亂象分享他的看法：「回歸聯考，一試定終身就不會有這些問題」。這位老師曾經是高中教科書編輯委員，也幸好僅止於此。

　　我們或許不應該拒絕有服務熱忱的人出來服務。過去以來，從正規管道出世卻把事情搞砸的還是佔絕大多數。但是今天這件事情的問題恐怕在於，當事人似乎欠缺處理政治問題該有的一些最基本的認識，對於本身以及整個學術界過去被默許的規則，用一種絕對是非的態度去處理。而這種由缺乏社會整體觀感感受力造成的主客觀的嚴重分歧，恐怕會比原先單純的主觀性對立還要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