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時候有關日本的記憶
和其他留學日本的人比起來，我一直到念研究所以後才開始注意到日本。但更正確地說，我一直到24歲才開始注意到，我的生活其實跟日本一直有著某些牽連。
我的家鄉在花蓮，小時候住在花蓮縣政府附近。那裡是外省人的大本營，附近有從大陳島遷居過來的大陳新村以及榮民之家。我讀的國小以前是空軍子弟小學，印象中裡面的老師半數以上都是外省人。小學畢業家搬到吉安以前，我就在安徽、河南、山東等等各種口音的環境下長大，當然，除了這些中國各地的口音以外，也有幾個泰雅族、阿美族的好朋友，此外，媽媽是十個兄弟姐妹家庭出生的本省家庭，還有小時候照顧我的奶媽也是新城出身的本省人家庭。
不過這其中，奶媽的先生，以及我爺爺，是我覺得最特別的兩位長者。奶媽的先生陳爸爸非常顧家，對乾哥乾姐們的教育總是特別用心。但是和一般台灣人式管教不同，陳爸爸相較起來話不多，我從來沒看過他滔滔不絕地說話，他總是一邊說自己想說的事情，一邊很慈祥地觀察對方的反應。在管教子女的時候，他會先製造出安靜的氣氛，然後才簡單但有重量地說出自己的想法，但絕對不會直接指責子女的過錯。
記得有一次週末到奶媽家玩電動，因為乾哥有很多卡帶，我自己家裡又沒有遊戲機，每次一到奶媽家都會從午飯之後一直玩到晚飯時間。陳爸爸午覺睡醒之後，從二樓下來走到客廳，然後坐在椅子上看我玩電動。他沒有出聲，只是坐在那裡，大概有20分鐘之久。還是小學生的我只覺得氣氛有點不對，因為陳爸爸從來沒有這樣子過。陳爸爸看著電視銀幕，臉上的表情似乎不是很開心，但除了感受到一點凝重以外，並沒有什麼異樣。最後陳爸爸終於開口，用台語跟在一旁的奶媽說：「匡宇來這裡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打這個。」然後起身離開了。雖然當時我也有聽到，但目光仍然只專注在銀幕上面。
陳爸爸在我小學四年級那年過世。溫和慈愛又木訥的身影永遠留在我心裡。
另外，我的爺爺是受日本教育長大。1923年出生的他，在當時念過小學，17歲左右從苗粟來到花蓮。年輕的時候爺爺在市公所工作，因為有位早稻田大學出身的堂兄弟和當時台灣總督的兒子是同學，在總督兒子的介紹下到花蓮縣政府上班，也為爺爺安插一份工作。後來日本戰敗，堂兄弟離開公家單位的工作，爺爺因為懂一些法律知識做起代書，依然穿梭在縣政府和法院之間。我出生那段期間，爺爺在美崙開了間雜貨店。每次去看爺爺的時候，總是期待他開口說「空怡啊，要不要喝逢(紅)茶啊？」「要什麼指基(自己)拿。」即使只好意思拿一條口香糖或一塊冰糖，心裡仍然非常高興。
腦海裡最常浮現爺爺的身影，是週末的下午去爺爺家的時候，爺爺常常坐在店裡一邊剔牙，一邊用小台的黑白電視看平劇，炎熱的天氣裡電風扇嗄咑嗄咑地作響。日本時代出身的他為什麼喜歡看平劇不得而知，夏天微熱的午後，穿著白色背心悠閒的身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和外省大叔們不同，爺爺說話總是輕聲細語，不慍不火，不論什麼時候都維持平穩的口調，頭總是稍微低低的，時時注意自己的舉止。只要外出，不管去多近多遠多大多小的事，他一定會換上襯衫稍事打理之後才會出門。爺爺在世最後一年的期間幾乎都在病床上渡過，罹患肺癌的他終日躺在床上，忍受著身體的難受，但一年下來沒有聽過他大聲說話，也很少說洩氣的話。爺爺的心情似乎常常保持在一個很小的範圍內起伏，即使到人生最後的關頭也沒有改變。
和其他在學校和家附近常碰到的外省大叔比起來，陳爸爸和爺爺特別安靜內斂。小時候對歷史背景不是很清楚，但是很明顯可以感覺，他們和外省大叔是不同的。在花蓮，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每個族群人數相當都約各佔1/4，但彼此都能夠和平相處。一直到我去台南念大學以後，才知道什麼叫省藉情節，才開始意識到身邊的人有本省和外省之別。但是即使思考方面的自覺比較晚，卻很小的時候就意識到不同人之間情感表達上的差別。受日式教育的謹慎內斂，以及外省長輩的豪氣痛快，兩種對比鮮明的性格，在他們的背後一定來自截然不同的成長環境。
2.留學的契機
雖然爺爺受的是日本教育，但爸爸對日本的了解卻相當貧乏。除了說爺爺會分配家裡的工作給兄弟姐妹各別負責以外，其他有關小時候的事情，幾乎清一色都是與貧窮奮鬥的故事。四十二年次的爸爸，我說他們是國民黨教育最成功的世代也不為過。雖然日本時代結束才不到十年，長輩們都是在日本時代長大，但包括爸爸在內，大多數民國四十年代出生的人對日本的了解卻非常稀薄。爸爸除了會說簡單的如「おはよう」(早安)、「ありがとう」(謝謝)、「すみません」(對不起)以外，對日本的了解大概對北韓差不了多少，一直到我留學日本之後才有改變。
由於家窮，爸爸相信讀書是出人頭地唯一的辦法，也是最好、最保險的方法。爸爸的腦筋好，定力強，有外語天份。他國中開始英語的成績就很好，其他科目也有平均發展。爸爸喜歡推敲事情前因後果，考上花蓮高中以後，原本打算念理科走科學的路。但是家裡窮買不起參考書，常常借書給他看的朋友又決定念社會組，不得已也跟著走文科的路。爸爸靠著優異的成績保送師大教育系。後來在花蓮鄉下擔任國中老師期間也持續自修教育學及英文，四十歲的時候公費到美國留學，一圓長久以來的留學夢。
不過也因為這樣，從小爸爸就希望我長大以後當科學家，將來到美國留學、做研究，發現宇宙的奧秘。他還因為這樣，給我取了個很有使命感的名字。我念大學以後，發現很多老師當年學物理的原因是受楊振寧得諾貝爾獎的鼓勵，也因此懷疑爸爸的科學夢莫非也是因為這樣。
總之我聽從爸爸的意願，高中的時候選了理工組，成績雖然不是頂尖，但在花蓮這樣鄉下的高中已經足夠我推薦甄選上成功大學物理系。大學期間，基礎力學、量子力學也念得似懂非懂，不過在充滿熱情的老師們引導下，對物理依然保持一定的熱忱，後來也順利考取清華大學物理研究所。到二十二歲為止人生的路都照著爸爸的意願，心裡也沒有排斥。
不過進了研究所以後，學習的心態有了變化。進入實驗室實際接觸真實的物理研究，我才感受到真實的物理研究比想像中還要艱辛許多。大學時候接觸到的物理主要是教科書物理，書本裡提到的每個問題都有合理的解釋。但是進入研究所以後，對一個新人來說，在實驗室裡碰到的問題常常讓人摸不著頭緒、不知道要如何著手，儀器、程式、自己物理知識不夠、還是數學底子不好，摸清楚問題往往就要花去不少精力，解決問題更要花上不少時間。
清大物理系裡臥虎藏龍，研究所、大學每個年級都有相當優秀的學生，他們不但有天份，而且非常努力，在興趣使然下，每天長時間接觸物理似乎也不會感到疲憊。不管是再艱深的課，課堂上總是有些人可以一直捉住進度向老師提問互動。看他們炯炯有神的目光，每天充滿戰鬥力來上課，在難度極高的科學研究路上，不畏將來的出路，不考慮投入多少青春。雖然他們的社交手腕往往都不是很高明，和人互動時普遍帶有生澀感，但不影響我心裡對他們的敬意。他們是一群追逐夢想的人。
看著他們認真的身影，我開始感覺物理這條路不單單只是興趣，沒有極大的熱忱就沒辦法長遠地走下去。我也開始認真思考自己要走的路。
前方這條是從小就被說要走的路，在沒有抗拒感的情況下一路走了過來。它確實是條不錯的路，有理想性，有機會和國內外學者從事尖端的研究，同時在社會上也受人敬重。但是，我真的適合走這條路嗎？我有這麼強的動力要把科學當成一生的志業嗎？走在外號「烏龜館」的物理系館裡，我常感到有股莫名的的落寞。是我的興趣不夠強，沒辦法支持我鞭策自己成為他們的一份子？但好像又不單單只是這樣。我總想像有一天我能真正成為這系館裡的一份子，但即使到那個時候落寞的感覺可能也不會減輕。我想像自己也跟指導教授一樣當選中研院院士，或是在美國當教授被請回台灣演講，但那個時候我的心情會比現在舒服一些嗎？
或者說，有其他不少事情對我來說和物理一樣同等重要，以致於我不想把自己的精力完全投注在物理上面。大學的時候我曾經在服務性社團擔任幹部，學到很多東西，也得到很多感動。我對歷史也一直很有興趣，研究不同時代人的生活，得到的快樂也不少於研究物理。和喜歡物理架構的美一樣，我也喜歡跟人接觸，從不同人的談話之中了解別人的思考方式。大學起我就熱衷到不同學院去修課，喜歡了解其他領域的人怎麼看事情，從他們的觀念裡重新檢視自己手頭上的事情具有什麼意義。同樣是簡潔、具有普遍性的事物，我也喜歡古典音樂，馬克士威、狄拉克寫下的物理方程式固然美麗，但貝多芬、莫札特的音樂作品對我來說更直接，更容易帶給我感動(不過我很清楚這不能當飯吃)。
就在這些迷惘下，碩二開始要寫論文的時候，我找不到繼續做下去的動力了。二下要畢業的關頭發生這種事情真的很要命，這不單單只是能不能畢業的問題而已，還關係到我二十四年裡大半人生追求的目標，整個從最基礎的地方開始瓦解開來。崩壞的趨勢一點也沒有緩和。我試著給自己放假，試試看幾天完全不碰研究的事情看會不會好一點，但是一點也沒有改善，只要一看到論文排斥的感覺馬上就跑出來。
幸好，論文所需要的實驗數據碩二上在同步輻射中心都已大致完成，我要做的只是把實驗的背景、前因後果以及數據所代表的意義串起來。同步中心的王兆恩老師已經將實驗結果投稿到國際期刊，內容也成為我論文的一部分。指導教授朱國瑞老師也認為論文內容已經達到畢業水準，最後口試也如期舉行並順利通過。
但修課方面卻沒有那麼幸運。由於學分不夠不得不再選修一門統計力學。授課的老師朱創新是超級優秀的年輕老師，他總是興致高昂地向我們解釋分子運動裡的物理現象，有時候也會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放在講義裡，帶一點靦腆的表情向我們介紹他的發現。但對科學家之路的熱情已經瓦解得差不多的我，雖然覺得很有趣，卻怎麼念都念不進腦筋裡。期中和期末考都沒辦法拿到好成績，最後不得不接受被當掉的事實。延畢成定局。
碩三這一年要做什麼，我的心裡沒有打算。除了必須把最後三個學分拿下來以外，沒有什麼非做不可的事情。我沒有什麼主意，但我知道有一件事應該要趁機會「做」掉，那就是我要成為自己人生的主人，不要再被無形的壓力壓著跑。我打算這一年要好好放鬆，讓腦筋休息，也讓心休息。那年七月和媽媽一起去荅里島，九月到日本關西自助旅行，隔年春天去了德國。我也和幾個不同科系的老師討論生涯規劃，例如黃一農教授(從物理轉換跑道成為歷史學者)及中研院的統計物理專家胡進錕博士；也在操場遇見過前校長沈君山，問他如何在物理研究和自我情感間做調適。雖然沒有得到具體的方向，但也開拓了我的視野。我了解到專業知識的累積固然重要，但以人生的角度來思考的話，其實不必過度執著於某個特定的領域。
2005年六月，我終於拿到碩士學位，八月入伍當兵。雖然對未來依然沒有具體方向，但我已經學會隨遇而安。這是延畢最大的收穫。
3.留學日本
2006年夏天退伍的前幾個月，長期在天理教台灣傳道廳服務的姑姑問我是否願意到日本去學日文。她說位在奈良縣的天理教會本部附設有語言學校，如果我願意她可以幫我準備報名表，但我必須去傳道廳面試。當時還在營區也沒有想太多，只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就報了名，沒想到就這樣去到日本，而且一待就待了9年。我的人生也因此注定要走不一樣的路。
入伍後在宜蘭受訓期間，我常常常到台北找朋友，晚上就借宿在住內湖的姑姑家，有時候也會去位在大直的天理教台灣傳道廳。奶奶在爸爸還小的時候就搬到台北住。由於很會煮菜，到台北以後靠著幫人煮飯過日子。正好當時年輕的天理教佈教師三濱善朗先生被派來台灣復興光復後中斷已久的天理教佈教系統，與奶奶相識後就找她到教會來一起住。奶奶會日本菜也會台灣菜，手藝相當受到讚賞，之後人生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傳道廳。此外姑姑高中畢業後也從花蓮來到台北，到結婚以前和奶奶一起住在傳道廳，結婚以後住的地方也離教會不遠，常常到傳道廳來幫忙。
天理教是19世紀前半在日本奈良地區興起的宗教。1838年，神進入一位婦人中山美伎的身體裡，從此以後有將近五十年的期間神都不曾離開，借用婦人的身體傳達「康樂生活」的生活觀。在神道、佛教傳統相當堅固的當時，起初沒有人相信中山美伎所說出的神言，但隨著神跡一個接著一個出現，天理的信仰逐漸為附近地區的人所接受，教勢也逐漸擴展到奈良縣其他地方如大阪、京都等地。在中山美伎於1887年隱去身影的時候，天理教已發展成全國性的宗教。甲午戰爭後，天理教的佈教師在1896年首度來到台灣佈教，並且在日本時代成立了許多教會。不過隨著日本戰敗，天理教組織也不得不從台灣徹退，只剩下台灣人主持的教會以各自教會為據點持續活動。而三濱先生在一九六０年代來到台灣就是為了重建天理教的佈教系統，奶奶便是在這個時候住進教會。
雖然如此，我們家並沒有信仰天理教，我對天理教的了解也很有限，只有小時候去找奶奶的時候才會接觸到。如前述，從小留學的目標就一直放在美國，對日本的印象一直很淡薄。但延畢那年去日本之後，我開始對日本有興趣。首先我開始注意到，台灣的理工科教育雖然都是看美國的書、主要也是跟美國的學者交流，但是業界卻跟日本的交流非常密切。早期的留美風潮是主要原因，但在同一個時期，日本的汽車業、電子業開始引領世界潮流，SONY、Panasonic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時尚科技及家電的代名詞。五十年前就通車的新幹線和歐洲的高速鐵路並駕齊驅。日本本土培養的科學家更在很早以前就拿到諾貝爾獎，例如1949年物理學獎湯川秀樹、2012年生醫學獎山中伸彌都是在國內接受高等教育，獲獎的主要研究工作也都是在日本國內完成。
此外我也開始意識到，日本對我們的影響也許不在歐美之下。學校教育雖然一直向美國看齊，解嚴以後的民主化運動也是受西方影響，但是日常生活的領域裡，如漫畫、卡通、連續劇、綜藝節目、流行服飾、飲食、服務業、汽車、家電、生活用品、AV產業…食衣住行各個生活領域都可以看到日本的影子。和歐美的影響不同的是，它不是知識性、思考性的，而是比較偏向日常生活性、感覺性的事物上面。
另外，要了解台灣的過去就一定要了解日本。我對明治維新的歷史相當好奇，一個國家怎麼有辦法在短短二、三十年間，從原本封閉保守走向開放，甚至去侵略、殖民其他國家，光從精神面來說就是一件非常特別的事情。而且更奇怪的是，受殖民統治的長輩們卻普遍對殖民者印象很好，甚至認為日本時代比後來國民黨時代還要好，這和歷史課本裡認識的日本相去甚多。我隱約感覺到，從這一兩百年的歷史可以看出來，日本人的思維模式不能直接套用我們日常生活習以為常的方式去了解，也不能直接用西方的思維去解釋，必須真的接觸日本，才有機會找出頭緒來。
所以對於去日本留學，我訂下了三個目標：第一個是了解天理教，他們照顧我奶奶這麼久，又讓我有機會去日本留學；第二個是學好日文；第三個是了解日本文化，特別是明治維新的歷史。
在姑姑和傳道廳的幫忙下，退伍前夕，我收到天理教語學院寄來的合格通知單。退伍之後幾個月我往返花蓮和台北之間，做一點英翻中的打工，還報名日語教室，希望去之前先打好底子。2007年三月，收拾好行李，跟著同樣獲得錄取的表妹一起啟程前往日本。
4.入學
抵達是日本的時間是2007年3月29日，天理教會本部負責處理台灣事務的海外部幹部前來機場接機。記得很清楚是這一天，因為往後幾年每次辦新的簽證都得到3月29號以前完成更新。在關西地區，3月底正是櫻花即將開花的日子。由於學校宿舍要到4月初才能搬入，我跟表妹先被送到名為「巴西‧加拿大母屋」的信者宿舍裡。
位在奈良縣奈良市南方約8公里的天理市，是天理教本部的所在地。早期這裡是一片田地，從明治初年[1]起由於天理教的發展，人潮逐漸聚集，相關的宗教設施也一個一個蓋起來。在二次大戰之後市制重新劃訂時，教會本部周邊的村落合併成為天理市，天理也成為日本唯一以宗教名稱命名的城市。市裡約有200棟與天理教相關的建築物，其中主要有神殿、教學用建築(包括幼稚園到大學及各式進修課程)、醫院，以及供信者回來拜拜時泊宿用的「母屋」。「巴西‧加拿大母屋」便是其中一棟，是巴西與加拿大的信者合力興建的。台灣傳道廳因本身還沒有自己的母屋，因此從傳道廳來的信者到天理時都借宿在此。
剛到母屋時第一個感覺是簡單親切。由於是給信者住的地方，玄關沒有特別的擺設，只有一個魚缸，兩面國旗，和兩具公用電話。母屋的管理者桑村主任及夫人，雖然英文、萄萄牙文都不太流利，依然熱情地接待我們。房間裡除了床、衣櫃、化粧台、一組沙發茶几組以外什麼也沒有，但由於桑村夫婦熱情的招待，讓我們一點也不擔心在這裡即將要面對的新生活。
趁著開學前的幾天，除了採買生活必需品以外就是出去玩。我們去逛了大阪難波、道頓堀，去京都的清水寺，走過二年坂、三年坂，以及金閣寺、銀閣寺等。天理市本身也是個古城，市內有比伊勢神宮還古老的石上神宮及大和神社，東邊延山邊走有條山之邊古道，延途有相當多的古寺廟及幾個天皇陵，最古老的和歌集「萬葉集」裡屢屢出現在古道上即可見到的大和盆地風光。不過幾天下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位在金閣寺西南方的安龍寺。寺裡有極富禪意的經典日本庭園，但最美的是寺院前的池塘。從入口方向往寺院建築望去，背後有座小山丘，建築物被池塘四周的樹木包圍只能隱約看見，背後倚著山，池塘中有棵被支架撐起的大樹，底下的睡蓮成群結在一塊，蓮葉隨風搖曳，落葉散佈在池中畫出美麗的弧線。山、水、房屋、花、樹，自然調和呈現在眼前。
幾天後，學生宿舍終於開放入宿。之後有一連串學校及宿舍的相關說明會，以及如前往神殿早拜的路線、腳踏車停車位等生活注意事項的說明。4月6日開學典禮，海外關係的主要幹部以及語學院的校長、老師們齊聚一堂，學生們也都穿上西裝、和服等正式的服裝，整個儀式簡單、活潑、慎重。學校前道路兩側的櫻花滿開，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們都興高采烈地拿起相機猛拍照，白色，粉紅色，看起來是這麼的高潔，堅忍，但實在是太美了，反而有種不現實的感覺。
5.名字的念法
而也是在這個期間，語學院日本語科主任鈴木老師，在入學前面試的時候幫我取了日文名字Sha，從此以後所有人都用Sha來稱呼我。為什麼是Sha而不是護照上的名字Hsieh，也不叫Kuang-Yu或Kyou-u，雖然到現在有時候還是想糾正他們，但從發音難易度來考量，會這麼叫也是情有可原。不管是發Sha還是Hsieh，對台灣人來說都沒有任何的困難，但是對日本人來說卻Hsieh卻很不好發音。不只是謝，更難的是「匡」，除了中文已經學很久的日本人以外，我到現在還沒有碰到任何一個日本人在一開始練習就把「匡」的音發得正確。但他們可以把「宇」念得很好。
和中文、台灣話比起來，日文有個很大的特徵，就是它要求說話者吐的氣要很平穩。日文初學者在學在練習發音的時候，嘴形和舌頭要怎麼擺往往不是問題，日文就那五十個音，只要把基本的清音發音學會的話，濁音、半濁音、拗音都不難發音，只有幾個像「つ(tsu)」、「ず(zu)」因為嘴形的區別太小不容易分辨。但即使嘴形、舌形已經到位，要發出漂亮的日文音還有一個障礙要克服，那就是要練習學會吐出平直的氣。例如「あ(a)」音，英文的a只要簡短有力地念出來就八九不離十，但日文發音時就像要做牙齒檢查一樣，把嘴巴張大吐氣。「い(i)」也不像中文的「一」念出來就好，嘴巴要像照相時的微笑一樣停格。最困難的我想是「ふ(fu)」，它有點像皮膚的膚，又像吹氣時候的「呼」，但是其實兩者都不是。它要像呼氣一樣稍微嘟起嘴巴把氣連貫平順地吐出來，但嘴唇又必須稍緊固定，讓空氣平穩地通過，也就是說肺部到喉嚨的部分不必出什麼力氣，但到了嘴巴卻必須有點繄繃。這和一般中文、台灣話說話的習慣相當不同，初學者往往很難馬上把握住要領。
在往後生活中，我慢慢觀察到「ふ」這個字的發音方式多少可以反映出日本文化的重要特徵，那就是對對外在形式相當要求，希望呈現出來的最外在的部分，所有人都能夠到達一致的程度，但是並不表示從裡到外都是這麼的呆板。就像「ふ」一樣，肺部到喉嚨是舒坦的，只是嘴形必須保持固定而已，日本人之間的相處也是一樣，除了呈現出來的形式是制式化以外，其實還是保有相當大程度的自由變化空間。這一點在往後會陸續提及。
我的名字「Hsieh」這個音雖然不難念，但是日文裡沒有這個音與嘴型；「Kuang」更困難，因為發音的時候嘴巴必須越張越開，日文裡並沒有這樣的發音發式；「Yu」因為與「う」的嘴形幾乎一樣，日本人也可以把音發得很漂亮。
再回到學校生活。
日本語科全班40人當中共來自13個國家，絕大多數是在教會長大的子女。語學院成立的目的是要培育世界各地的佈教人材，因此課程安排上雖然主要是日語教學，但也很重視信仰教育，例如每天上課之前會先到神殿集合拜拜之後才去學校。平常上午三堂課，下午兩堂，主要是教授日語，但也會安排少數教義課程。課堂外的時間同學們常會一起去拜拜，有時候全班一起自發性地到神殿進行打掃，此外宿舍每週會安排老師在晚間時間教授拜拜時的手勢、祭典儀式，以及樂器的演奏方法等。
班上不同國家的學生人數大致上反映天理教在日本以外地區信者的比例。最多的是韓國11人，其次是台灣(7)、巴西(5)、美國(3)，菲律賓、寮國、泰國、加拿大、阿根廷、肯亞等也有1~2名不等。天理教在世界上的勢力雖然仍很薄弱，但已在超過40個國家設有據點。
同學當中日語學習能力最強的當屬韓國人。韓文與日文的文法結構相同，韓國同學才入學沒多久就可以用教過的簡單句型和老師對話，其中認真的同學3~4個月後就能熟練地使用日文，只差單字和複雜句型還需要時間磨練。美國和中南美洲同學大多數父母是日本人或日裔，父母親多是在70年代或更早就去傳教，由於從小聽長輩對話已經有日語基礎，同樣很快就能開口，此外現代日文中片假名多半是從英文來，對北美來的同學算是優勢。台灣人開口的時間比較晚，由於文法構造不同(主要差別是一般句型裡動詞和名詞位置顛倒，而且日文的否定是放在句尾)，往往要花半年到9個月的時間才能習慣日文文法的順序。但因為有漢字的優勢，台灣人的閱讀能力比韓國人強，學習的負擔相對比較輕。最辛苦的是非日裔的中南美洲同學，他們不使用漢字，又不像英語圏的同學可以猜到許多片假名轉換過來的外來語，聽說讀寫都很困難。他們性情豪爽，經常被日本人曖昧不徹底的講話方式搞得一頭霧水。
我來日本的時候幾乎完全不會日文，而且到來日本為止也不常參加教會活動，再加上年齡比較大，剛來的時候覺得壓力不少。幸好身邊的朋友們各各都善良，碰到任何困難的時候都會挺身相助，學校老師除了授課以外，也積極關心學生的學習狀況，傾聽每個人的煩惱。學校也會舉辦體育競賽、與附近國小進行國際交流會，到山上青年活動中心舉辦合宿會，或到附近古道、神社郊遊參觀等等。不只是日文、宗教學習，對開拓視野也有很大幫助。
我的室友來自肯亞的艾瑞克(Erick)，在信仰和生活上給我很多啟發。在沒有物質誘惑下長大的他有一顆絕對樸實的心，為別人著想對他來說像是本能一樣容易，他非常真實、自然且信仰非常堅定，任何喜歡使用華麗言詞或誇張行徑的人碰到他都得避退三分。語學院期間和他一起生活兩年，我常常覺得我不只是和一個「人」生活，而是跟一個赤裸裸的靈魂住在一起。語學院畢業後他回去肯亞佈教，從那時起我固定每個月會寫信給他。
6.擔當者-家的觀念
在這裡的生活不會感到孤單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天理教裡特別發達的擔當者制度。這個制度的形成背景值得花一些篇幅來介紹。
日文的「擔當者」大多情況指的是對事情的「負責人」，但這裡所說的擔當者應該擴大到一方對另一方的保護、照顧，包括法律上的養育者、擔保人等關係。這個觀念不只是天理教裡獨有，應該解釋為保守的天理教特別重視這個觀念。為了說明擔當者，把時間暫時拉回江戶時代(1602~1867)。
中國的政治歷史，從春秋戰國時代之後的發展可以說是不同朝代集權政權的消長，其中也包括改朝換代期間的混亂期，有時候它長到也稱得上是一個朝代。但日本的歷史，在進入近代以前的最後一個時期，卻是封建社會的最高峰。
德川家康在17世紀初平定天下，成為日本的霸主，也正式終結從應仁之亂(1467~1477)以來戰國群雄割據的局面。他首先要面對的是怎麼撲滅持續一百多年的肅殺氣氛。他的方法是將全日本分成大約230個「國」，依據戰時立下的戰功以及與德川家的親疏遠近，將部將調到這些國去治理。德川並且很仔細地分配他們的封地，並計算每個地方該繳的稅。為避免國與國聯合起來造反，他也妥善考量部將彼此之間的親疏強弱關係，讓每個國在四周都沒有適合合作的對象，減少造反的可能性。另外，幕府還要求每個國的領導人(藩主)的妻子必須住在江戶城(東京)作為人質，藩主本人則每隔一年就必須在自己的封地及江戶輪流居住(也就是所謂的「參勤交代」)。為防止各個藩私下聚積實力，不時會要求諸藩出人出力協助土木建築等國家建設，其中著名的大工程如修築連接江戶城與京都的東海道，完成後的維護費用也由藩共同支付，以此消耗各藩的財力。德川幕府並且行鎖國政策，將所有西洋人悉數驅逐離境，只留下長崎，以及透過薩摩藩、對馬藩、松前藩與中國、荷蘭、琉球、韓國、蝦夷(今北海道)進行貿易。
這些排外及離間的政策獲得極大的成功。有大約250年的期間沒有再發生大規模的軍事戰鬥。
德川幕府的統治原理來自於家的概念。不論關係親疏遠近，只要服從於德川家族制定的法律，效忠德川家族，廣義來說都是德川家的一份子。不服從德川家理念者，如豐臣秀吉死後的豐臣家及其擁護者，就必須予以討伐(大阪冬之陣、夏之陣)。家裡若是有人不服從家法者會受到家規(國法)制裁，其他成員有義務去糾正、舉發。德川幕府成立之初對違反家規者的處分相當徹底，即便是功臣，只要不服從者都會遭到減封、剝奪官祿，甚至處死。治理初期殺雞敬猴確實發揮作用，第二代、第三代之後治理各國的藩主們便都安於經營自己的封地，不再有造反的念頭。
隨著社會穩定，在漫長的江戶時代裡，家的觀念也從政治領域滲透到一般人日常生活之中，用家的概念來思考本身在社會組織裡的定位成為普遍的習慣。問日本人在做什麼工作的時候，通常對方會先告訴你他在哪間公司上班，如果公司不是很有名，也會先說明公司是做什麼的，然後才會說自己在裡面的職位。對他們來說，公司就是他在職業場所的家。這和美國人會先說「我是電腦工程師」、「我是物理學家」不同。美國人先強調個人，然後才去說明「符合我專業的地方是…(公司、學校)」，日本人則是先說出自己在哪個地方(哪個家)，然後才說「在這個公司(家)裡我做的是…」。有時候如果公司夠有名，工作的內容反而不是很重要。有點類似我們說「某某人家的小孩念台大」，至於念什麼科系有時候不太重要，重點已經說出來了。
一般日本人對於自己所屬的家都有強烈的意識去維護這個家的聲譽，越是傳統、保守的地方或團體，維護家的意識就變明顯。比較有代表性的如歌舞伎表演者的屋號、花道及茶道的流派、傳統工藝職人強調自己是第幾代等等。時代劇裡武士在表明身分時一定會先說自己屬於哪個藩，而且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以藩的榮譽放在最優先。其中有些攸關藩的權益、藩卻不方便公然介入時，就會要求能幹的手下「脫藩」去完成任務。另外如明治維新時坂本龍馬等維新志士不願受藩士身分拘束，也會以脫藩來換取行動自由，但本身的安危也必須完全自行負責。
日本人之間相處時用家的意識來互相識別是再自然不過，不過跟外國人相處時就會產生不自然的感覺。問日本人在哪裡上班之後，繼續問公司上班的情形時，日本人也會很誠懇地告訴你「我們公司是生產XX的公司」、「我在銷售部門上班，我的工作是和生產線溝通…」到這為止都能爽快地得到回覆。你很自然地繼續問：「這工作不輕鬆吧？要不要常常加班？」這時候你會發現對方的情緒開始出現轉折：「嗯(そうですね)…是有些辛苦，不過…」「同事好相處嗎？會不會被其他部門的人刁難？」「有時候會有這種情形…」(回答地非常猶豫)「你做多久了？有打算一直做下去嗎？」「…」對方一陣沉默，滿臉苦惱的表情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這樣追擊式的問法在台灣很正常，但對日本人來說卻很難招架。「在哪裡上班」「做什麼事情」都是既定的事實，沒有包含任何個人的情感。但問到個人對工作的想法時，日本人很本能地就會把家的意識考慮進來。問跟同事相處的情況，用家的意識來思考的話就像有個不太熟的人問你「你跟你哥哥感情好嗎」一樣難以回答。問要不要繼續做下去，就像問「你還打算繼續待在這個家嗎？」一般情況下日本人不會思考這樣的問題。除非是跟很熟的人聊天，日本人不會批評自己的公司，也不會抱怨自己的工作，不管是1020人的小公司，還是12萬人的大公司，對日本人來說都一樣是要維護的「家」。
而且隨著聊天的話題不同，家的意識與範圍也會跟著調整。聊到就讀的學校，學校是他的家；聊到社團，社團是他的家；教會，地區的互助會，都是他的家。如果你想，算了，那聊時勢、聊政治、經濟。但當話題轉到這裡時，「日本」成為了他的家。任何你認為不帶個人情感，理性、客觀地討論日本的優劣時，日本人對答時都會很小心翼翼，他們下意識地要維護這個「家」的名譽，不論是公開場合還是私下。
家的觀念使得跟日本人用評論的方式討論跟組織或人有關的話題都很困難，在確定本身所屬的家能得到對方尊重以前，日本人對評論人的事總會退避三舍。日本人之間在討論此類話題時，除了要小心不要傷到別人的家的名譽以外，還要同時維護自己所屬的家的名譽。日文中的敬語有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家的觀念的基礎上，想真正掌握敬語的訣竅，除了熟悉這套家的思維之外可以說沒有別的方法。如果想進一步跟日本人做好朋友，在熟悉家的觀念以前，可以先從風險比較低的話題，如天氣、食物、旅行等話題切入，並且一邊觀察對方的反應。等相處一段時間了解彼此的為人之後，防衛意識會慢慢鬆懈下來。
話題再回到擔當者。
由於天理教是從日本開始的，在台灣的教會最早都是由日本人佈教師從日本的某個教會來到台灣佈教而成立，因為這個緣故，在日本人的認知裡，由這些佈教師所培養出來的信者和原本在日本的教會就屬於同一個家。不分日本國內外，透過佈教所串聯起來的家，同一個家裡有數十到數百個教會之多。而對於留學生，所屬的家會指派特定的人照顧該生的生活，這個人便是該生的擔當者。
絕大多數的擔當者都會把留學生當成自己教會的子弟一般照顧。他們平常關心學生如飯合不合口、是否適應天氣、學習有沒有跟上進度、有沒有跟家人連絡等生活上的事情。通常每隔一段時間會找學生吃飯，傾聽學習上是否有困擾，有些擔當者平常還會送零嘴點心到宿舍來。生活上的事情若需要幫忙，擔當者都很願意協助，比較熱情的會帶學生去郊遊，放寒暑假時會請留學生到自己的教會或家裡住。
擔當者和歐美國家的寄宿家庭(host family)不同。如前面所述，擔當者所照顧的對象是同一個家的成員，因此對於留學生的生活必須向家負責。留學生在留學期間若犯了過錯，擔當者有義務要出面處理；學校在與學生商量生涯規劃以及有重要的學習成果發表會時，也會通知擔當者出席參加；學生在學習上有困難或學習意願不佳，在必要時也會找擔當者商量。這時候擔當者更像是監護人。
擔當者制度讓學生家長感到非常放心，特別是那些高中畢業就來天理念書的學生家長們。我本身長年在外生活，也特別感到因為有這個制度可以很安心專注於學習，因此也特別注意到不只是天理教內，日本人對於尚未成熟者的保護做得非常用心。例如家庭主婦在日本被視為一份工作，主婦們被半強迫性地要求參加子女就讀學校所舉辦的親子活動，如家長會、運動會、教學觀摩等，好讓家長充分掌握子女學習狀況，並且與學校一起確實承擔管教子女的責任；同社區的家長也會透過社區活動加強聯繫，互相關心彼此子女在學校以外的活動情形。在職場上，公司對於新進人員會安排很多研修活動，讓他們能早日適應環境，學習組織文化。而不管是學校或職場，前輩提攜後輩、後輩服從前輩的觀念都非常濃厚，引導後輩融入環境是身為前輩的重要職責，後輩的表現(特別是服從能力)被視為評量前輩工作能力的重要參考，日本人非常在意上面下達的指令能不能確實貫徹到末端。
但是這些保護措施也有它的缺點。由於在學習的階段得到太多指導及保護，日本人對臨時突發的事情應變能力比起台灣人普遍不佳。他們要求什麼事情都要做足準備，特別是當一件事情關係本身及本身以外的到群體，例如單一部門就能做的事，但結果需與其他部門共同承擔時，哪怕風險再小，在應對以前都必須充分知會所有部門，取得默契後才會展開行動。如果所有事情都能按步就班做沒有時間限制的話，日本人通常都能負責地扮演好各自被分配到的角色，團隊工作也能運作順暢；但只要中間有人出了差錯，或外在環境發生變化使得計劃必須變更時，往往需要花很多時間來做調整。
7.暑期生活的特別體驗
第一學期的課上到7月中結束。我和表妹一起到九洲旅行，回來後又馬上參加在教會本部四周為小朋友舉辦的大型活動。這個名為「兒童返回原地」的活動至今已有60多年的歷史，參加對象不限教內子弟，也開放給社會大眾。白天安排闖關遊戲及戲劇表演，晚上則由各地教會組成的兒童鼓笛隊及樂隊作遊行表演。從7月底到8月初10天期間，白天我們到小朋友的住處打掃環境，下午則在35度的高溫中穿上卡通人物造型的衣服及頭套，在車站月台迎接一批又一批來到天理的兒童團體。
爸媽也在這個時候來看我。媽媽原本有點擔心我在這裡的生活，不過人來了以後看到天理的環境馬上安心下來，直說「這裡是人間仙境！」爸爸對佛寺很有興趣，媽媽原本就喜歡看古蹟，一個多禮拜期間走訪許多奈良、京都的古寺，玩得非常開心。
暑假期間同學們大多都到各自所屬的教會幫忙。我與表妹因為奶奶在台灣傳道廳(在台灣的總部)裡幫忙而成為傳道廳的信者，但由於傳道廳的地位特殊，在日本沒有同屬一個家的教會，在廳長三濱先生的安排下，我和表妹到兩間教會去作短期實習。這兩間教會的風格完全不同，去了以後才明白三濱先生的用心。
第一間教會位在大阪市區離難波不遠的地方。放假當天，現任會長的父母、也是前會長吉川先生及夫人到宿舍來接我們。簡單打招呼後，司機幫我們把行李搬上車引我們就坐。從上車之後老夫婦就沒再說一句話，從後座望著他們的背影，心情有點緊張。
車子抵達教會的時候我嚇了一跳，教會的規模大到超乎想像。教會的佔地約50X50平方公尺，入口的大門約4公尺高，車子開進去後有一間衛哨室，再往前到神殿正門的地方，有大約10位年輕人正在洗兩輛遊覽車。走進神殿簡單拜拜之後，一男一女用很謙卑的口吻分別引領我與表妹到各自的房間，待放完行李後又引我們到餐廳，準備接受前會長夫婦款待。雖然我們只是來實習，但教會對初次見面的場合非常重視，總會盡可能用最有誠意的方式招待客人，而且吉川先生與三濱先生從學生時代就已相識，對我們的來訪自然格外歡迎。
來日本後我還沒吃過正式日本料理，這一天卻大開眼界。還沒開動以前餐桌上就已經放滿各種餐具，不同形狀的杯碗、盛調味料的碟子，為我們服務的女子青年穿梭在餐桌和料理台之間做最後準備。不久，吉川夫婦就坐，兩個人都已經換上輕便的衣服。女青年於是一道一道地端出料理，季節蔬菜、生魚片、豆腐、茶碗蒸…，主菜是火鍋。她的動作非常熟練，態度非常懇切，一邊在料理台處理食物的同時，也一直觀察我們的進食速度以及談話停頓的時機，適時整理餐桌倒酒，端出下一道菜。她的心情沉穩，精神十分專注，年紀雖然只有20出頭，但做起事來非常熟練。
因為有女子青年的打點，整頓飯吃下來心情非常愉快。我第一次感受到飯席上的服務有這麼大的學問，好的侍者可以讓客人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吃飯跟聊天上，其餘的事情都不必費心思。往後的日子我有很多機會品嚐正式的日本料理，隨著我對日本人越熟悉，越能分辨服務生是否真心在為客人服務。高級料理亨裡，許多服務生語言及動作都做得很到味，但由於服務的專注與熱忱沒有動作來的多，反而有不自然的感覺。一般來說，在小店裡比較能碰到表裏如一的服務。
這間教會名叫葛上分教會，成立至今已有超過100年的歷史。教會位在今里，離難波只有幾個地鐵站的距離，在傳統的巷弄裡佔地一個區塊，四面都是馬路。住在教會的人每年有進有出，平常都保持在50人以上，是個相當大型的教會。吉川前會長當時年約70，身材魁武，精神飽滿，耳朵雖然有點重聽，但眼神非常銳利。他原本不是這個教會的人，只是同屬於同一個家，由於教會沒有男性繼承人，年輕時被招贅成為養子，不到30歲就成為會長。在這麼大的教會裡管事，又是從其他地方過來，聽說年輕的時候吃過不少苦頭。但老會長把這些都當成是人生的修練，感謝前輩們的哉培成就現在的自己。他屬於老一輩的日本人，在年輕人眼中是位有威嚴的長者，自律相當嚴，但也相當和藹，眼神因有夢想而散發光彩。教會裡除神殿、房間、餐廳外，還有游泳池、工具房、倉庫，停車場內包括中型巴士在內有多輛汽車。老會長很驕傲地說：「這些都是信者們手工(手作り)完成的。」教會從原本木造建築換成現在的水泥屋時沒有花錢請工人，全部都是信者們發揮各自專長，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所蓋起來。
禮拜一個禮拜左右的實習生活並不輕鬆。第一天接風宴之後我們就被當成是自己人，要做和其他人一樣多的事情。每天我們得在約5點天還沒亮以前就起床，我和幾個青年打掃神殿，表妹則到廚房與幾位婦女及女子青年一起準備早餐。打掃結束之後是約40分鐘的早拜儀式，然後是朝會，說明今天一天的活動內容，約7點左右才是早餐時間。白天男生主要是打掃以及為近期的活動作準備，有時候到信者家處理事情，以及輪流到街上佈教等等。女生主要工作是在廚房準備伙食，每天準備5~60人分的伙食可不是件簡單的事，除了固定的採買外，也經常要處理信者送來的食材。婦女及女子青年們幾乎從起床起到晚上收拾結束前都難有時間休息，有些婦女小孩還小，要麻就和其他小孩一起玩，或媽媽直接背在背上一邊做事，相當辛苦。
由於大家都講關西腔，剛開始的2~3天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但多聽幾天以後慢慢能捉到一些生活常用的字句。
實習期間，有2天會長帶年輕人到日本海側的營區露營。日本海側的海浪起伏不大，我們便在岬灣裡有天然屏障的地方游泳。雖然從小看海長大，但真正到海裡游永卻仍然相當新鮮。
忙碌的實習生活很快結束，跟大伙道別後搭乘會長的便車回到天理。這只是我和葛上的開始，往後幾年與葛上之間還有很多互動的機會。
休息一天之後，另一間教會的富山會長開車來宿舍接我們。這間教會位在三重縣龜山市，名叫鈴鹿分教會。教會也已經有100多年歷史，但不像葛上那麼大，「只有」一家子人祖孫四代9口住在一起。
教會位在日本國鐵關馳的旁邊，教會成立時這一代還叫鈴鹿，後來縣市行政區重劃才改名。這個地方現在雖然是鄉下，但在江戶時代卻非常熱鬧，在連接江戶與京都的東海道上，地處交通要衝，是由東海道前往南方的伊勢神宮必經之地。過去這裡旅館業相當發達，是東海道上53個驛站之一，老房子相當完整地被保留下來。一般常說的「關東」、「關西」就是以這裡做為東、西日本的分界。此外，國際F1賽事的鈴鹿賽道也在這裡，聽說賽道設計良好在國際上相當有名。
富山會長個性爽朗，當時年約60，在天理教裡是最適合擔任高階管理層的年紀。他雖然沒有在外國住過，但和其他初次見面時十分拘謹的日本人不同，跟我們說話時總能在第一時間反應過來並回話，而且總是面帶笑容，十分和藹可親。
日本人給人的嚴肅感有很大部分只是來自表情僵硬。他們總是觀察四周的氣氛，從中尋找適合當下的言行舉止，這使得他們在一般的狀態下臉部表情也看起來若有所思。再加上日文主要是動嘴唇不太需要張開嘴巴，如果不是常笑，很自然臉頰的肌肉就會因為缺乏運動而僵硬。但只要常常跟日本人接觸，習慣這種「我正在專心」的表情以後就會覺得無所謂。而富山會長就是那種就算到台灣也不會讓人有距離感的人。
抵達的當晚，照例會長夫婦為我們設宴，同住在教會裡的有：會長的爸媽(前會長夫婦)、會長的長男夫婦(將來的教會繼承者)與2位孫子，以及一位長年住在教會的中年男子。這回的接風宴和上次不同，比較像是平常的晚餐升級成豪華餐。雖然如此，會長夫人及媳婦依然用心準備，給我們最有誠意的招待。上菜的順序一定是會長的爸媽，然後是會長、我及表妹、長男、中年男子，最後是孫子們。從教會的擺設簡潔雅致，看得出來會長一家人雖然彼此很親密，但對生活細節仍非常注意。用餐時，會長和我們討論中國歷史、詩、文字等話題，他也向我們說明許多江戶時代日本人的生活習性。
第二天會長開車載我們出遊。先繞去附近F1賽道，然後往南開前往伊勢神宮。抵達神宮後，我們走過橫跨五十鈴川的宇治橋從市街進入宮域內，走上參道立刻感受到神社的氣氛，濃密的樹林裡陽光不時穿過樹樹梢透進眼簾，參道上的老樹訴說著神宮悠久的歷史。神宮本身沒辦法進去參觀，參拜者在門口一列一列排隊，輪流將錢幣紙幣投入賽錢箱內並許願。神宮的樣式像是最簡單的房屋構造，四面牆以及兩片厚重的大屋頂蓋在上面，和一般廟宇及神宮比起來反而簡潔許多。就像許多文化在發源時期的建築一樣，神宮的建築非常強調遮蔽性，但構造雖然簡單，粗大圓直的木料，結實的茅草屋頂，卻很能表現出與自然合而為一的精神，將人為的氣息降到最低。幾年後我在思索日本人最根本的特質的時候總會想到伊勢神宮，這裡的氣氛相當能夠表現出日本人最基本的心境。
隔天開始在教會裡幫忙。早上6點起床後先到附近的車站打掃，然後參加拜拜，享用早餐。在長男的指導下，我和表妹花一天半的時間一起把教會神殿和式門的紙全部換新。之後又為教會每個月一次的祭典作準備。當天信者擠滿了神殿塌塌米，所屬同一家的其他教會、佈教所及資深信者流輪上台奉行聖舞以及演奏樂器[2]。祭典結束後又為晚上的活動作準備，地區商會剛好每年8月教會祭典這天晚上會在附近舉辦夏季煙火大會。晚上大伙人一邊吃烤肉一邊在教會四周空地上看煙火，享受夏夜才有的歡樂氣氛。
這次的教會實習，我第一次有機會直接深入日本人的家庭，了解他們和親密的人之間的互動方式。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日本人即使是家人之間也會謹守各自的分際，時時刻刻做符合自己身分的事情(不禁讓我想起爸爸說爺爺把分配打掃工作給兄弟姐妹的往事)。教會裡有固定的時間作息，所有家人對於什麼時間、什麼場合該做什麼都會嚴格遵守，例如客人來了要如何接待，有問題找誰商量，拜拜、工作、吃飯的時候誰負責做什麼等等事先都已有安排。特別是在葛上，住在裡面的幾個家庭多半從父親、祖父甚至更早以前就開始信仰天理教，他們雖然只會一起在葛上生活幾年，但葛上與他們同屬一個家，將來即使搬出去還是會常常碰面，因此彼此親密的程度真的就像是自家人一樣。這樣的淵源使得他們的內聚力非常強，而且很容易培養出內部獨自的生活文化。
這令我想到日本文化形成的特殊條件之一，那就是一群人住在一個幾乎沒有移民、沒有遭遇過侵略的地方，彼此生活經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後，發展出相當高純度而且細緻化的文化，但也同時是個對外來者缺乏包容及理解能力的文化。生活在裡面的人，在文化共有的情況下不論喜歡與否都被深深地被綑綁在一起，由於彼此的共同性太多，要跳脫出群體創造出全新格局的文化幾乎是不可能。遭遇到外部來的衝擊時，若不是一起朝共同的的目標前進，否則就是一起原地踏步。但在配合集體規範的同時，其中的個人對外面未知的世界卻又充滿高度的好奇，然而這種好奇心並不是伴隨於對自我內心世界的摸索，應該看作是自我被集體規範壓抑下所流露出來的自然情緒反應。
同時我也對於日本人即使跟親密的人相處時仍保有高度的自律性感到很好奇。如果跟家人在一起時也這麼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的話，可以合理地說這種自我約束的能力不只是在職場、學校，除了公的領域以外也深入到家庭生活，在日本人的思維裡非常根深蒂固，可以看作是最根本的民族性。
8.續留日本
暑假結束後進入第二學期。除了課業之外，還有一件需要思考的事情，那就是明年要做什麼。原本我計劃來學一年日語就回去台灣找工作，但是學了將近半年的日文還沒辦法流暢地開口說話，基木文法還不熟練，許多曖昧的表達方式聽起來依然是一頭霧水。來日本之前姑姑說日文學一年不夠，這幾個月下來發現的確如此。如果是單純為考過日檢，一年猛讀書也許可以達成目標，但能不能流利地開口說又是另一回事。
傳道廳三濱廳長則是很早就表明希望我和表妹再留一年。身為宗教家，對他來說學習日文是為了方便學習教義，第一年學會基本日文之後，第二年學習教義以及身體力行的課程才能算真正了解天理教。我雖然對天理教還不太了解，只是喜歡天理的生活，但對這位幾十年來始終關心我們家人的長輩所說的話不可能不放在心上。此外當初的目的還包括學習日本文化及近代史，由於還沒辦法直接讀日文書，一年的時間也明顯不夠。但另一方面，物理的知識從當兵算起已經中斷2年，我不禁擔心起回去還能不能找到好工作。
大約10月，也就是學習日文半年左右，我開始能閱讀日文報紙。由於有漢字優勢，許多字雖然還不會念，但大概能猜出意思。每天看報紙對閱讀寫作能力非常有幫助，可以習慣日本人敘述事情的邏輯，也可以先習慣正式文章的書寫方法。這時我也開始買有興趣的書來念。
十一月在老師的協助下，我和表妹都遞出了第二年課程的申請書，並在同月底參加筆試及口試。雖然申請入學者絕大多數是同班同學，也就是校內選拔，但審查的過程非常嚴謹。筆試由老師自行命題，並錄製聽力測驗的錄音帶。面試時6位老師分別從信仰、日語能力、未來規劃等不同方面提問。往後我在大阪大學也經驗幾次重要的面試，和語學院一樣，面對自家人，校內辦事的態度依然非常嚴謹，即使是老師已表明想收的學生，在放榜以前也很難探到錄取與否的口風，老師不會擺出「這不過是個形式」的姿態，而是要求學生用考試讓大家知道你夠格錄取。這種對自家人也嚴格考選的態度無疑是日本教育體系能在諸多研究領域培育出世界級人材的主要原因之一，雖然不敢說是全部，但我在阪大碰到的老師們，不管是為堅持心中的價值，還是為了在同事及學生面前維護面子，他們的心中對事情「該有的樣子」的那把尺都捉得很緊，不論是研究室的討論會、演講會或是論文口試，態度上幾乎都沒有差別。老師不鬆懈，學生自然也必須把皮繃緊。
等待放榜的期間，我參加了日文檢定考試，並且趁賞楓的季節到京都、奈良有名的景點賞楓。和櫻花季一樣，京都著名的景點各個人潮洶湧，南禪寺、永觀堂、東福寺、清水寺…各地遊客都湧進京都來，其中不乏台灣人，特別是清水寺到四條通、河原町一路上都聽得到台式中文。想到明年可能就要回台灣看不到這麼精彩的「楓」景，我格外珍惜每個週末能往外跑的機會。
12月底考選結果揭曉。放榜日期選在放年假之前，明顯是怕影響學生學習情緒，有時間沉殿下來思考未來。我跟表妹很幸運都上榜了。申請者雖然超過30人，但學校只能拿到20張學生簽證。不過有日裔身分的美國及巴西同學在日居留不必另外申請簽證，校方也願意擴大招生，明年將有24人繼續做同學。落榜的人有的打算留在日本繼續深造，有的打算在教會本部或自己所屬的家的教會裡服務，明年再申請一次，有的人則打算直接回國。對我這個信仰不深的人來說，能夠入學是何等幸福的事啊。
年假結束之後繼續上課，到學期結束還有將近2個月的時間。這期間對老師及學生都不太好過。下年度課程的錄取名單已揭曉，錄取的人還有一年的時間可以學習日文，日檢也已考完，學習的動力降低許多。即將轉換跑道的人正為人生的下一步煩惱著也無心上課。老師找了很多方法提高學習興趣，例如舉辦演講比賽、辯論大會、戲劇表演，以及走古道參觀神社等等。
追求的目標到達一個階段，我也覺得這個時候應該給自己放個假。不只是腦筋，心裡也需要一個休息的空間，整理這一年來發生的事情。脫離原本的人生軌道來到天理，已經有兩年半以上的時間沒再碰理工科的書籍。原本只想學好日文就回去繼續走原本的路，但在這條旁支上我意外發現比原來的路有趣得多。我和來自超過10個國家的同學朝夕相處，觀察他們的言行舉止，了解他們的想法。從大陸國家的同學身上學到不著急；從北美的同學身上學到不事先預設立場，自然就能達到冷靜、理性；也在韓國同學身上學到團結；在東南亞的同學身上學到從容自在，天塌下來其實只要不擔心就不會有事。
我也學到用美的眼光來看事情，不一定要追求明確清晰的過程，發揮平衡感，在每一刻感受事情的變化，適時地去調整心裡屬意的方向，也能夠把事情做好。這是京都教我的。一年下來利用週末假日共去了京都將近30趟，看千百年的寺廟如何在歲月的沖刷下依然帶給人感動。我了解到理性判斷是非固然重要，但能長久留在人們心裡的，是面對事情時始終追求至善至美的態度。 在天理的生活，我也開始練習學會用謙卑喜悅的心去面對事情。每件事情都有各種解釋的方法，只要靜下心來思考，不論喜歡也好、討厭也好，一定能從中得到成長，找到樂趣。過去我對於自己沒能繼續走物理的路雖然不感到後悔，但卻無法理解。但現在懂得尊重自己的感覺以後，心裡的疑問自然也解決了。在物理系裡學到的邏輯思考能力，今後也依然是我面對事情時的基本態度。而信仰以及追求美的態度，使我慢慢發現將自己的精神生活統一的要領。雖然心態改變還需要時間，但此時我有預感，我已經找到人生前進的方法了。
[1] 明治時期：1868~1911。
[2] 教會裡的拜拜儀式稱為「奉行聖舞」。聖舞又分成坐著以手勢所奉行的坐拜，以及站著以動作表現出教理的手舞，各需三男三女。樂器演奏包括男子樂器拍子木、鈸、大鼓、小鼓、笛、鉦，以及女子樂器三味線、胡弓及古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