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位文學家心中的日本
1968年，諾貝爾獎委員會決定將該年度的文學獎頒給日本文學家川端康成。獲獎的理由是「卓越的敘述力，纖細地表現出日本人心情的本質」。川端成為繼兩位物理學家(湯川秀樹及朝永振一郎)之後，第三位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人。
川端在獲獎的演講當中，以「美麗的日本的我(美しい日本の私)」為題發表演說[1]。首先他引用兩位和尚的詩作為開場白：
春は花夏ほととぎす秋は月冬雪さえてひやしかりけり(春天賞花，夏日的杜鵑鳥，秋天觀月，冬雪凜冽。) 道元禪師(1200~1252)
雲をいでてわれにともなう冬の月風や身にしむ雪や冷めたき(冬天的月亮跟隨著我從雲朵中探出頭，風吹進身體裡，寒冷的雪。) 明惠上人(1173~1232)
明惠離開禪堂的時候，月亮正從雲朵探出頭來，一路上有月色相伴，風吹拂在身上，在雪天之中也不覺得冷，甚至聽到狼鳴聲也不感到害怕。川端說每當替人寫明惠的詩時都能感受到作者的用心，心情相當愉快，「這首對自然及溫暖且深刻、細膩的用心，深深地打動日本人溫和的心。」
接著他引用知名學者的話，指出雪、月、花是日本美術的特色之一。在不同秀節裡得到這些美的感動，就會懷念起親密的友人。日本的傳統裡，描述山川草木、森羅萬象一切自然的美時，都會聯想到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他並且介紹良寬(1758~1831)辭世的詩，表達出傳統日本人遨遊於大自然天真爛漫的性情。
提到良寬的死，川端話風鋒一轉，說起他的好友芥川龍之介的死。川端曾經撰文表示，「不論多麼厭世，自殺都不能算是悟道；不管德行再高，自殺者離大聖的境界還是很遙遠。」對於藝文介友人相繼自殺無法苟同(諷刺的是4年後川端也做了一樣的事)。他接著介紹一位曾經兩度自殺、史上最放蕩不羈的和尚之一─一休和尚(13941481)。在世道荒廢的室町時代(13361573)，一休不顧禪林戒律，吃肉、飲酒、近女色，詩集「狂雲集」之中還出現戀愛詩、閨房祕事等驚世駭俗的艷詩。但川端肯定一休的作為，他認為一休在世道人心衰敗的時代裡，不顧形骸化的宗教戒律，為人類的實存以及生命原本應有姿態的復活與確立做出了貢獻。
藉由一休的放蕩與才氣，川端帶出了日本文化裡最重要的元素─禪。「禪宗裡沒有偶像崇拜。禪寺裡雖然有佛像，但修行場、禪坐冥想的地方沒有佛像、佛畫，也沒有準備經文，瞑目，長時間，不說話，定坐不動。進入無念無想的境界。捨掉『我』，成為『無』。這無與西洋的虛無不同，相反的，是萬有皆能自在通達的空，無涯無邊，無盡藏的心的宇宙…相較於邏輯，更重視直觀。比起他人的教導，更重視內在的覺醒領悟。真理不立文字，存在於言外。」東洋繪畫的空間、余白、省筆等，都是禪的表現。此外，日本庭園多半不均整，但不均整之中卻比西洋庭園更富有內涵，枯山水與石頭的排列就能夠表現出山川大海。
川端繼續介紹茶道、插花以及日本的陶瓷器。用簡單的式樣結合自然之美，表現出豐富的變化性。在禪的影響下，日本的美的心性也得以甦醒，也使得人心在長年荒廢的環境之中得到重生。
最後介紹「伊勢物語」及「源氏物語」、「古今集」等作品在日本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後，川端把話題拉回最初道元及明惠的詩。在演講的最尾聲，川端再次強調東洋無與西洋虛無之間的差別，並為自己的作品所遭到的批評進行辯解：「有人評論我的作品是虛無，但這與西洋所謂的虛無主義並不相同。從心裡根本的地方就不同。道元的四季歌也以『本來的面目』為題，雖然是歌誦四季之美，但其實表達出了相當多的禪意。」
26年後，日本又誕生了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的大江，自翊為戰後的民主主義者。童年時經歷戰爭及戰後的過渡期、經濟高成長期。在他的獲獎演講當中，表現出與川端截然不同的思維。[2]
首先他舉出兩部影響他童年生活的作品「哈克歷險記(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及「騎鵝歷險記(Nils Holgerssons underbara resa genom Sverige)」，這兩部作品給了在森林裡度過童年歲月的他無限的想像空間，也塑造出他的文學風格─從個人踏向社會、國家及世界。其中第二部作品中尼爾斯在雁子的協助下回到家時說的第一句話「媽，爸，我長大了，再一次變回人了！」讓他印象非常深刻。因為從那之後，從家庭到日本社會，大江都經歷到許多如何成為「人」的試練。
接著，他提到川端康成的演講。他認為川端的演講題目本身很曖昧，它可以表示成「美麗的日本的我」，也可以翻譯成「美麗的日本與我」(英譯為“Japan， the Beautiful and Myself”)。他進一步指出川端引用的禪僧的歌屬於日本、東方的神祕主義，而且這些歌的真意沒辦法透過語言表達來理解。「封閉的語言。無法期待將這些禪歌的語言傳達給聽者，只有聽者自我放棄，加入到封閉的語言裡，才有辦法理解，達到共鳴。」對於川端強調他的作品中的虛無不同於西洋的虛無主義，大江認為這是很勇敢的自我告白。
大江檢視近代日本走過的軌跡。「我觀察日本從開國以後一百二十年的近代化持續到現在，根本上被曖昧撕裂成兩極…日本的近代化的方向，是來自全面學習西歐。但是日本位處亞洲，日本人為確立傳統文化也持續維護它到現在。在愛昧的過程中，日本把自己推進了亞洲侵略者的角色。而且，應該朝著西歐全面開放的日本文化，但卻始終不能得到西歐那方的理解，至少使理解變得不順暢，暗部依然繼續存在。更有甚者，在亞洲，日本不只是政治上，包括社會、文化也呈現孤立。」
他接著強調戰後民主主義及放棄戰爭的重要性，不應該受時勢的影響而動搖。他更引用喬治歐威爾的話，說出自己心目中的日本人像，應該具備「人道(humane)」、「理智(sane)」、「得體(comely，decent)」的特質。然後以恩師渡邊一夫為模範來說明，並提到自己受老師人文主義的影響：「我身為小說家的工作，是希望藉用語言，將表現者與接受者從他們遭受到的個人及時代的痛苦之中恢復過來，療癒他們靈魂受到的傷害。」
最後，他提到自己患有知能障礙的兒子，經過努力自我學習已成為作曲家。在兒子的身上，他親身看見了藝術不可思議的治癒力。並且以此為憑，誓言今後會努力促進人類全體的療癒與和解。
諾貝爾文學獎不只是肯定得獎者文學上的能力，同時也是對得獎者的良知的肯定。說得獎者一定是知識份子或許帶有太多「知」的色彩，但能夠得獎的人一定是對人性有深刻的觀察，能夠刻劃出身為人最純真、最應有的姿態。但是我們看到，同樣是關於日本人應有的姿態，川端與大江心目中的典型卻有天壤之別。
川端寄情於日本傳統的美。他像是將一幅日本文化的卷軸攤開在聽眾面前，卷軸裡面有古今的日本文學，茶道，山水畫，亭園，瓷器等等。川端將每個項目的特徵一一介紹給聽眾，讓聽眾融入其中，彷彿置身在這日本文化的大寶庫裡，而貫穿其中的正是禪的思想。另一方面，大江一開始就以兒時閱讀的兩本外國作品為開場白，開宗明義向聽眾宣告自己是擁抱世界的大江。他提到川端演講所描述的美屬於東方神祕主義，要求對方自我放棄才能欣賞到其真意；然後指出曖昧性造成了日本近代化過程中的分裂及孤立，並提出理想的日本人應該擁有的特質。
實際上，川端描述的並非只是日本、東方的思想，它是最終極的心靈解放，是讓人完全融入萬物之中，達成「無我」、「物我合一」。而大江追求的是讓日本人成為真正的世界公民，透過意識的改變，填補近代化過程中的失衡。川端所說的是非意識(無我)的返璞歸真，大江訴求的則是意識形態的再造。一個是回顧過去，追溯那現實中已不復存在的古典之美；一個是往前看，試圖建立尚未實現的「人」的可能性。
從這兩篇演講稿裡，我們看到了解日本人時無法迴避的問題。第一，日本傳統文化，一如大江對川端演說的批評，具有一種封閉性。它的外表或許很吸引人，但要真正了解它卻不容易。禪的思想貫穿日本文化的各個層面，想要了解日本文化就需對禪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但禪宗「不立文字」、「意在言外」的特殊性卻使得要了解它異常困難。更進一步來說，這些禪的領悟雖然不限於日本，在其他佛教地區也有禪的修行，但日本的禪終究帶有日本特色，除了直接跟日本文化對決以外別無他法。
第二。日本的近代化造成日本人內心世界與外在表現的分裂。在全面西化的情況下，日本在「看得見」的成就已經達到相當高程度的世界化，這其中還括括學問、文學、藝術等需要高度教育水準才有辦法實現的領域。但另一方面，日本人的內心世界卻沒有隨著西化的腳步跟著一起世界化。根植於傳統的美德，如對生命、自然環境的關懷，日本人總是不落人後，但是當必須跨出「日本」這個框架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作互動時，「日本人」的國際化程度明顯沒有跟上「日本製」的腳步。不用說歐美國家依然不了解日本人，鄰近的國家也掌握不到日本人的性情。到日本旅遊，欣賞美景，品味美食，在街上觀賞店家陳列的賞心悅目的商品，接受優質的服務招待，這是一般人對日本旅遊的印象。但說到日本人時，我們卻不知道他們內心裡的想法，對家人、朋友、社會、歷史，以及對我們這些外國人究竟抱持什麼樣的態度？封閉性，不僅存在於日本美的世界，也存在於活生生的現實生活裡。
雖然情勢對我們不利，但仍有許多方法。首先我們可以花一點時間了解禪，了解禪如何透過非文字、非固定邏輯性的方式對待事物。再來，可以透過書籍看看日本人怎麼做自我分析，以及外國人(特別是西洋人)怎麼看日本，並且互相作比較。，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觀察日本人，從他們的言行裡直接找出具普遍性的特徵來。
我個人對日本人的了解，一開始受限於語言，主要是觀察。後來發現日本人不願用嘴巴講清楚的事情實在太多，於是開始找書看。介紹日本人書中，西方人主要著眼於行為探討，以及介紹日本文化。這些觀念對了解日本的輪廓有幫助，但普遍缺少對內心世界的探索。日本人寫的書可以討論到很深入，例如司馬遼太郎的「這個國家的面貌(この国のかたち)」就把日本自古代到現代發生過重要的事情都掃描了一遍。其他如禪學大師鈴木大拙、哲學家和辻哲郎、精神分析學者土居健郎的書對了解日本人的心性很有幫助。但日本人作者寫的書就如日本人一樣，講出來的事情都是真的，只是並不是什麼都肯講，很難將全貌拼湊出來。關於那些不講的部分，就只能從日常生活之中觀察究竟是哪類事情不講，為什麼，等等。日常生活的觀察非常有幫助，從觀察之中歸納出一些道理以後再回去看書，常常能發掘出原本沒有查覺到的弦外之音(當然，一部分也因為對日文的使用越來越熟悉)。
- 把話說清楚才算是溝通嗎？
我在還沒懂事以前，家父就很嚴格訓練我們家裡的人如何說話。父親苦讀出身，教育學背景，對自己要求嚴格，也嚴格要求家人。家裡一直到現在每次全家出門都像在打戰。爸爸會在前一天下達指令：「明天X點X分去XX，走XX路，預計X點XX分抵達。要帶XX(水壼、帽子…)去，如果還想去XX的話要提前XX分，也就是XX要出發。聽懂了沒有？」
家人說話的時候父親總是很認真聽，除了聽內容，最主要是聽文法，聽講話有沒有邏輯。當他一發現前後邏輯沒有一致性(在他主觀認定下)的時候就會馬上把話打斷，開始分析這段話的內容。有時候bug太大太多，後面的話也不用講下去了，他馬上進入研究狀態，分析你講這段話時的心理狀態。
用研究的態度過生活常常造成家庭生活緊張。但是這種訓練也使得我們家的人對於自己說話的內容都有很強的自覺。
當一個念頭出現在腦海，沒有經過阻攔就說出口時，說話的人也往往對自己說的話沒有很深的意識。念頭很快興起，也通常很快就會消失。但是當本人對這個念頭產生注意力的時候，就會進一步對這個念頭進行處理。通常會先思考這個念頭的重要性，以及判斷外在世界與它之間的關聯性。決定說出來給別人聽時，又進一步將它「編碼」轉換成語言。
轉換成語言是件複雜的過程。意念原本和生理感受緊緊地包在一起，轉換成語言時必須將原本不屬於文字的感受性的東西進行特定化。看見一輪明月被感動，吹到一陣冷風感覺冷，原本是很情感性、生理性的事情。此時當事人從他學會的語言裡找出適合描述的語詞來描述這些感覺。是「冷」，「很冷」，還是「涼」，真實對話的場合裡幾乎是一瞬間就完成這個特定化的過程，他必須對語言的特性有全面性的認識及掌握能力。牙牙學語的小孩說「好」、「再見」的時候雖然發出聲音，但還不明瞭這些詞語的意思，必須等到他有足夠的語言知識以後，一邊說的同時臉上才會露出明白肯定的表情。
但學習語言的過程不單單只是像穿衣服一樣，將語言「套」在自己身上而已。在學習的同時，說話者本身的思考也會因為該語言的表現方式而受到影響。學習詞藻豐富的語言可以使表達也跟著多樣豐富，而原本對事物的反應，在語言的陶冶下，也從原本單純的情緒反應轉換成特定的意識。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情緒漸漸在心中變得具體化、特定化，學習者逐漸能運用語言所規定好的模式去思考，將感受化為語言所規範好的思緒內容，再透過發聲傳達給聽者。語言雖然是因人的使用而存在，但它的內容也表現出過去到現在該語言的使用者是如何思考，同時也反過來規範當下的語言學習者(幼兒)的思考模式。
另一方面，如果語言是為了溝通才被人使用的話，那麼，如果沒有語言就能達到雙方皆可滿意的溝通程度時，是否還有必要使用語言呢？草原上成群的羚羊在發現豹的蹤跡時就能迅速逃逸；螞蟻靠觸覺及味覺就能達成高度分工；猴群透過肢體接觸、味道等非語言媒介展出階級明確的社會組織。以人類社會來說，家庭裡的成員即使不把心事講出來，其他成員看臉色也大概知道他今天的心情。某些氣氛下，父親的一個眼神、一次吭聲，就能將心意傳達給妻子及子女。我們也可以合理地想像，在原始人類部落裡語言還沒高度發展的階段，這樣「不立文字」的溝通應該是非常普遍的。
近代工業革命帶起的全球化過程中，語言因社會分工日漸細密而變得精細化、複雜化。但在此之前，也就是分工尚未精細化的人類社會裡，即使是使用的語言複雜程度比現在來得低，當時的人們也不會感到不足。因為語言本來就是因為需要「用」時才會進一步發展，複雜度的高低只是反映出當人類的生活形態。當今一些較原始部落裡的人們，在未與現代化的世界接觸以前不會感到本身的語彙不夠用，部落語言裡的語彙已經足已描述日常所接觸的一切。
當我們說日本人不把話說清楚的時候，我們也必須站在日本人的立場考量他們對語言明確性的需求程度。事實上日本人之間很少對表達不明確發牢騷，因為在他們從小生長的環境裡，大家都是用(我們看來)曖昧的方式在描述事情，對日本人來說曖昧並不是「問題」，而是一個每天都在面對的「事實」。
接下來我以5世紀之後的日本歷史為主軸，說明日本人性格形成的背景因素。相信對日本歷史的輪廓有概括性認識之後，可以更容易理解日本人特殊的心理構造。
- 歷史的發展[3]
3-1成為律令國家以前的日本(3、4世紀~701年)
日本和英國一樣同屬於島國，而且也隔著海峽(對馬海峽)與大陸(韓國)相望。日本的面積比英國大約0.5倍，即使扣掉明治時期才開發的北海道仍大了0.2倍。
但兩個國家與大陸間的關係卻完全不同。11世紀由大陸上諾曼第公國來的威廉一世征服了英格蘭，之後英國經歷與法國多次交戰(包括14~15世紀的百年戰爭)以及與蘇格蘭、愛爾蘭合併，逐漸鞏固王國的地位。從1588年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起，英國就一直在國際舞台扮演主要的角色。
如果說英國歷史是部從島國走向世界的開放歷史，那到19世紀以前的日本史就是島國如何自處的典範。雖然早在7世紀日本就曾經為軍援韓國與唐軍發生戰爭，之後也歷經遣隋(唐)使、蒙古襲來、戰國時代與西歐宣教士商人交流、豐臣秀吉征韓等重大外交事情，但大抵上島內的生活都可以不必在意外國因素，庶民的生活與外國的關連性又更少。日本海─對馬海峽─黃海─東海就像是一層天然過濾膜，凡從大陸進入日本的東西都會先經過篩選，任何強力、迅速欲跨越此屏障者都會被緩和下來，甚至嚐到失敗的苦果。
長時間沒有遭受外力入侵，日本人之間漸漸形成一種類似封閉村莊的村民式生活觀。外來文化輸入並沒有中斷，除了遣隋使、遣唐使帶回來的唐朝文明，宋代的禪宗思想、繪畫、朱子學，以及明代的陽明學，對日本都有很大的影響。但是這些影響都是出於日本主動去接觸學習，也就是憑著本身的意願決定要不要吸收。也因此外來文明雖然改變了日本人的思維及生活，但這些改變基本上是緩慢的、漸進的，日本人原本的生活節奏並沒有因此被打亂。
在聖德太子時代(6世紀末)唐化運動開始以前，日本已經有穩固的政治組織。雖然在5世紀初開始使用文字記載以前，日本的歷史只能在中國古書零星的記載中窺知(其中大和朝廷形成的重要時期266~414年間無任何文字記載)，但從有限的書面資料及出土文物可知，3世紀末到4世紀末這段期間已經發展出統一的政權，本州、四國、九州間的交通暢通，而且已經突破海洋的隔閣，可以自由地進出朝鮮半島，取得大陸上的思想、技術，甚至留下西元400年前後出兵朝鮮的記錄(但規模無從得知)。
這個時期裡留下最具代表性的遺跡是分布於九州到東京、新潟廣大範圍的古墳。古墳之中，長度超過100公尺者主要集中在奈良盆地及大阪府南部，最大者長超過500公尺。墳中埋葬者有大王(早期對天皇的稱呼)及有權人士，規模可視為政治影響力的表現。古墳的形式以及陪葬品中常出現形式相同的銅鏡，可視為中央與地方貴族間具有互相承認的同盟關係，可知當時位在奈良盆地一帶的大和朝廷已取得共主的地位。
到5世紀末，大和政權的基礎已穩固。政治上以大王為中心，朝廷依貴族的職務及所在地，分別賜與不同的姓確保其地位，並讓他們兼任地方首長，為朝廷提供農、漁、手工業等生產所需的勞役。另一方面，貴族也以所在地的農田開墾為其經濟基礎，於朝廷內獲取影響力。
6世紀，朝廷內因對朝鮮的外交失敗及貴族間的對立發生混亂，最後由握有大陸方面傳來先進技術的大臣蘇我氏獨攬大權。與蘇我氏關係密切的推古天皇即位後，立侄兒為皇太子輔佐朝政。這位太子不但聰明且有德惠，與大臣蘇我馬子一起推行朝政，為日本確立往後3百年[4]的政治走向，有形、無形的影響甚至延續到今天。他不是別人，就是引進隋唐文明的聖德太子(574~622)。
7世紀初期朝廷的主要功績有：
- 興隆佛教：六世紀時佛教已從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太子向高僧學經，親自講經，撰寫佛經的註釋書，並積極建造佛寺。透過佛教引進隋唐的先進文化，結合傳統神道的人倫精神，提升整體文化水準。
- 制定冠位十二階：依個人的才能授與十二個不同等級的位階。被授與的冠位僅限於一代，無法世襲。這個制度打破貴族功祿世襲的傳統，使人材容易出頭。
- 制定憲法十七條：以佛教信仰為基礎，以和為貴為原則，十七條憲法明白規定了在一個君主的國家之下臣民應盡的義務，以及日常為人處事的原則。其中對於臣與民的規定特別多，明顯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
- 編修歷史：編修<天皇記>、<國記>等史書，以歷史的角度為天皇的統治地位背書。可惜這些史書皆已遺失。
- 遣使入隋：朝廷於600年~618年間五度遣使入隋學習先進文化，也藉此維持對朝鮮半島的政治影響力。在隋朝滅亡、唐朝政權樹立後，朝廷持續遣使入唐吸收中國全盛時期的文化，對日後日本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不過聖德太子著重文化、教化的改革，來不及實踐到政治現實。與太子共同推行改革的蘇我馬子以及後繼的蘇我蝦夷，其勢力在改革期間依然不停高漲，在太子過世之後已經威脅到朝廷。同時在地方的貴族私自支配所在地的人民及土地，原本朝廷賦予的地方行政首長職務也被地方貴族世襲所占據。打破政治僵局尚需要一股新的力量。
就在太子過世前，隋朝滅亡(618年)，唐朝建立。當時依然在中國學習的留學生們，眼見唐朝在實行律令制度下擁有體制完備的政府組織，建立起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被這股新的風氣所感染，他們歸國後對於國家的現況感到不滿，於是極力股吹朝廷進行政治改革，實行律令制度，建立律令國家。就在這股風氣之下，朝廷之中有心人士與歸國留學生一起剷除蘇我蝦夷等人的勢力，擁立新天皇，改年號為大化，繼太子的文化改革之後開啟了政治改革。
這波改革活動(大化革新)中，646年頒布的<改新之詔>共有四個條文，大概內容如下：[5]
1. 將皇族、貴族擁有的土地國有化，人民由國家直接管理(公地公民制)。給予貴族布帛及租稅等的俸祿，可以看做是讓貴族過安逸的生活，不要插手國政。
2. 劃定地方行政區，制定中央集權體制。
3. 實施班田收授法。調查戶口，按戶籍給予田地耕作，並每隔六年重新調查，耕者死後土地則收回國有。這個措施可防止貴族對土地的支配。
4. 實行新的統一稅制。
然而改革在一開始並不順利。這次的改革目的是要建立中央集權國家，將原本分散於各方貴族的權力集中於朝廷，此舉自然引起貴族們的不滿。此外，朝鮮半島的情事也一時分散了改革的力量。
當時的朝鮮半島分成高句麗(半島的北半部)、新羅(東南)以及與日本關係密切的百濟(西南)三個國家。唐的勢力強大起來後，半島上的情勢變得相當不穩定。660年，新羅與唐軍夾擊，聯合攻打處百濟，日本方面為了維持半島上的影響力而出兵援救。但663年在白村江一戰中不敵唐軍，百濟滅亡，日本在朝鮮半島的影響力遭到清除。
在一連串內訌、政爭，以及權宜性的政治措施之後，天皇派重新取得主導權，673年天武天皇即位後再度進行改革。內容包括：修正原本的冠位制度，官位評量的標準除了個人的能力之外，也重視出生門地；重新制定貴族的姓，加強對貴族的管理；編修國史，並制度各種禮儀，確立天皇的崇高地位；參考唐朝施行律令制度，規定中央、地方行政組織職權，劃分行政區域，設置軍隊，並將人民分為良、賤不同身分。其中體制方面，相當於刑法的「律」仿效唐朝，相當於民法、行政治的「令」則依日本的國情作適度的調整。此外為配合新的國體，將國都從飛鳥(現奈良縣高市郡明日香村)遷到西北邊的藤原(現奈良縣橿原市)。在天武之後，歷經持統、文武二代天皇，701年頒布了象徵律令制度完成的「大寶律令」。
總的來說，律令制度是強化中央集權的制度，它給予貴族生活保障，將其原本擁有的地方管理權收編國有，並依戶藉施予勞動人口農地，以此確保稅收來源。而為了執行這樣的政策，中央及地方的行政組織都做了詳細的劃分，法律條文的規範也比過去更加細密。這項偉大的事業得以完成，可以說是因為日本深刻感受到與唐朝之間國力懸殊的差距，並且加上戰爭的刺激，讓日本警覺到能否建立現代化國家直接關係到國家的存亡。因此不論國內的阻力有多大，朝廷都盡可能克服。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採用了唐朝的律令制度，但當時的日本已經懂得在「令」的部分以符合日本國情的方式進行調整。這除了表示當時留學生扎實地吸收到唐朝的政治制度以外，也表示日本不僅僅是接受而已，還能辨別自國與他國的異同，制定出符合國情的制度。日本吸收外來文化時的彈性，在此時已經展現出來。
短暫的遷都藤原之後，710年國都再次遷移到平城(現奈良市)。平城京仿效長安的棋盤式格局，面積(24平方公里)雖與藤原京不相上下，但包括朝廷及貴族、官員的居所以及寺院，建設較藤原京充實許多。隨著律令制度的完成，國家也呈現出一番新的氣象。
延續遣隋使的政策，在隋滅亡之後朝廷繼續派遣留學生入唐。7世紀後半葉因外交問題一度中斷數十年，702年起又重新啟動。以學習學問、技術、佛教文化等為目的，前後十多次，每次人數多在百人以上，多時達5~6百人。當時造船技術不佳，又加上朝廷與後來統一朝鮮半島的新羅關係不睦需取海道入唐，每次出航都需承擔相當大的風險，其中並曾遭遇過船難，但仍無法阻止日本的進取心。894年為止，為數眾多的留學生回國後發揮所學，為將來日本文化的發展打下基礎。
3-2班田制度崩解與莊園爭奪戰
隨著國力充實，國家版圖也跟著擴張。北海道以及西南諸多島嶼，在八世紀陸續納入行政區，雖然開發程度不一，但領土面積已與現在相差無幾。而這個時期中央集權強化，國庫收入穩定，貴族們也有較多的精力及財富從事文藝活動。受到唐朝文化的強烈影響，以佛教文化為中心，寺廟建造、雕刻、文學都呈現出多彩多姿的面貌，東大寺、興福寺、春日大社、正倉院的國寶，記錄從古代至當時歷史的<古事記>、<日本書紀>，收錄皇族、貴族及一般人士的詩歌、表現出當時日本人情感的<萬葉集>，都是這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遺產(史稱天平文化)。
往後的日本歷史到江戶時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整個大趨勢朝著中央集權逐漸瓦解，地方勢力逐步興起的方向發展。律令制度雖然達到了中央集權的效果，但隨著時間過去，副作用也漸漸顯露出來。班田收授法雖然保障了農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水準，但各種變相的租稅給予人民極大的負擔。除了必須繳交農作收穫的税之外，也需固定繳交絹、布等手工織品，協助鹽、鐵等天然資源的生產，負擔土木建設所需的勞役，部分成年男子尚需服兵役。這些勞役剝奪了農業生產所需要的時間，而且農作物的收成量無法固定，遭逢欠收時家計更難以維持。農民離開耕地或逃離勞役場所的情況頻繁發生。
為解決這些問題，以及因應人口增加，朝廷實施了新田地的開墾計劃，並且在743年實施墾田永年私財法，也就是允許田地私有化。這個措施不只是為了提升農民的耕種意願，也可以說是呼應貴族、寺廟及地方有權人士的妥協之策。土地私有化使得有權人士及寺院得以吸收在本身被賦與的土地上難以自立的農民及勞役中逃跑者給予保護，並且借其力開墾尚未開發的土地擴張本身勢力。
然而土地私有化違背了班田收授法的精神，律令制度的基礎遭到侵蝕。此後中央雖然祭出減稅、減輕勞役，加強對地方的監督等措施，但以趨勢來說，中央的控制力量逐漸衰弱，地方實力逐漸增強。往後幾百年一直到戰國時代為止，日本歷史的主軸可以說是「下剋上」：即不同的地方權勢如何崛起進入權力中心，然後又在不同的原因下衰敗的故事。而主宰十二世紀以後的日本歷史的武士，便是在土地私有化之後一步一步崛起。
朝廷的處境隨著地方勢力(地主及寺院)的增長而越顯艱難。為重振律令制度，擺脫制肘，784年國都由平城(奈良)遷到長岡(現京都市西南約10公里)，794年再遷到現在的京都。此後超過1000年的期間，京都便一直是日本的國都。
遷都之後，朝廷便著手進行改革。為加強田地普查的執行力，將原本六年一次的普查改為十二年，並且在有權人士及寺院取得土地時設加限制；為加強地方管理，在地方官吏新舊交接時對交接的內容進行嚴格審查，發現缺失時追究責任歸屬；為減輕農民的負擔，遭逢天然災害欠收時給予租稅及手工織品納付的減免；並廢除徵兵制，僅由被選拔出來身體強健的男子維持地方治安。為避免寺院干政，在政治上徹底實行政教分離制度，並且依據當時情況對政府組織及法律條文進行調整。
但是律令制度崩壞的危機並沒有因此得到解決。遷都後的改革措施立意雖好，但朝廷的努力只是讓律令制度在形式上更加完備，不論在稅收及地方官吏的監督上，朝廷都缺乏足夠的強制力。農地私有化之後，地方上有能力的農民吸收無法自立的農民為其開墾新田，農田逐漸集中在這些大地主手上。被委派來的地方行政官往往是原本統領當地有權者的後裔，與當地有很深的淵源，在管理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大地主除了勾結這些地方官吏外，也勾結朝廷內的貴族，名義上將田也獻給貴族讓他們在朝廷有面子，然後靠貴族的力量向地方官吏施加壓力逃避稽查。班田制度依然朝著廢弛的方向持續前進。
班田制度為國家帶來一些穩定的財源，但從制度確立之後，實際執行成效便持續下滑，而維持班田所不可或缺的律令制度，也就是司法、行政制度，也無法有效執行。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為什麼呢？
這個問題我想可以從日本何發展成統一的國家說起。日本雖然在四~五世紀時便已成為統一的國家，但是統一的過程，雖然沒有留下清楚的記錄，但幾乎可以肯定並不是透過非常激烈的戰鬥，而是由一個相對強盛的國家，去吸收其他相對弱勢的國家，形成統一的政權。也就是說，主導政權的核心不是一個絕對強勢的政治團體，它沒有足夠的武力去征服其他所有國家，而是透過相對強勢進行威嚇與結盟。這種沒有大規模戰爭、缺乏張力的統合方式，雖然在政治上取得了統一，但各地區對中央政權沒有很強的向心力。在中國，新政權往往是在殃及全國的激烈戰爭之後建立起來，在戰爭中，各地方的人民都真正見識到新政權的實力，透過戰爭塑造出來的權威，也成為日後促使人民及地方有權人士服從新政權的動力。但日本的統合不夠激烈，沒有全面性的大戰爭，也沒有抵禦外來入侵者所需要的同仇敵愾的氣氛，國家雖然統一，但人民對「統一的國家」卻沒有很清晰、很強烈的概念。「有服從的義務，沒有服從的情感」，律令制度自然沒辦法穩定執行。
九世紀之後，隨著土地私有化以及人口減少，朝廷為解決財政問題，本身也開始經營私有土地。至此班田制度已名存實亡。在<大寶律令>發佈200年後的902年，朝廷發佈了<莊園整理令>，試圖重建班田‧律令制度。但這項措施反而加速了土地私有化的進行。地方大地主紛紛將土地的所有權移交給關係良好的貴族，有些地方更進一步將土地託付給朝廷內的高級行政官員，以取得不受稽查的特權。此情勢發展到十二世紀時，農地的管理不再是透過國家法律，而是在獻地的過程之中不斷統合到私人的手上，財富也收歸私人所有。中央政府實際上已經沒有作用，朝廷也只能算是土地爭奪戰裡的一角。誰握有較大片的莊園，誰就擁有實權。
莊園爭奪戰的角色，大概可以分成天皇派[6]、攝關派[7]、貴族派[8]、國司派[9]、名主派[10]以及寺院派[11]。一直到1192年鎌倉幕府成立為止的幾個世紀之間，寺院雖然夾其僧兵勢力獲得不少利益，最後的勝利者，是在幾近無政府狀態下維持莊園秩序，也實際擔任莊園爭奪任務的武士。名主為了維護其所屬田地的秩序，徵選管轄區域內身體強健的子弟學習射箭、騎馬等技術。國司也為維護治安及本身利益，利用其貴族的身分及學養召集地方有名望人士，並且召選這些人的弟子擔任警察般的工作，培養其成為武士集團。另一方面朝廷也逐漸重視武士的戰鬥能力，紛紛吸收其擔任貼身侍衛(武士別名「侍」的由來)，或直接任命其擔負維護地方治安的工作。
在這樣的背景下，武士的影響力日漸擴大。他們有時與朝廷合作，有時在地方擁兵自重，在中央無力的情況下，成為一股由下逐漸向上竄升的力量。
3-3 鎌倉幕府的興落
十二世紀中，朝廷內發生一連串的政爭，武士出身的平清盛憑藉武力，幫助其擁護的一方取得全國性的支配地位。平清盛除個人在朝廷擔任大官，也將其家族安插於高官要職，並派人赴地方吸收其他的武士團，擴大直接管轄的地區及莊園。
但清盛過度強大引起朝廷內外強烈的反感，面對反對勢力時清盛採取高壓手段，也促成反對勢力的集結。1180年，朝中大老源頼政等人首先舉兵反抗，但為清盛所鎮壓。不過其後被流放到伊豆(現靜岡縣內)的源頼朝、信濃(現長野縣、岐阜縣一帶)的源義仲舉兵進入京都，各地武士團及僧兵也起兵反抗。清盛在戰亂中死去，平家也於1185年為頼朝之軍所滅。
反抗軍以關東武士為主體，頼朝於是以鎌倉為據點樹立新政權，1192年受朝廷任命為「征夷大將軍」後，開啟了以武士為中心的武家政權，鎌倉幕府成立。從此一直到明治維新為止超過六百五十年的期間，朝政便幾乎都是由武士在掌握[12]。
鎌倉幕府最大的課題，就是要解決律令制度廢弛下，長久以來各方勢力擁莊園自重的情況。幕府精簡政府組織，從京都請來有材幹的人擔任高官，並派遣自家人馬擔任地方官吏，負責地方行政、維護治安、組織地方武士及徵稅等工作。這些作為一開始遭到原本的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幕府先採取妥協的態度，但之後又逐年加強管理，一點一點削弱原莊園地主的勢力。
此外，武家背景的鎌倉幕府，以武士間的倫理關係重新定義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對日後的歷史發展留下深遠的影響。幕府的統治遵循將軍與「御家人」之間的主從關係。御家人在戰時為將軍打仗，承平的時候是將軍最忠實的人馬。將軍除了保證這些隨從可以擁有原本的土地，任命其赴舊地任官之外，並賜與他們新的土地作為犒賞。御家人為了報答將軍的恩惠，盡心盡力經營領地，領地的開發整頓不但是對將軍盡忠，也可為本身帶來利益。這種「奉公」、「報恩」的精神，隨著武士長時間把持政權，成為日本人普遍的價值觀，封建社會下重視階級順序、安守本分盡忠職守的習慣也成為日本人相當具有特色的行事風格。
随著中央政權的確立，地方的發展也出現變化。隨幕府征戰有功的御家人成為各地莊園的領主，在莊園內有至高的權力，但卻與原本就在該地耕作的地主間產生了利益衡突。在領主較弱勢的地區，地主與領主之間可以互相談條件，內共享利益；但在領主強勢的地方，雙方的關係便很緊張。地主或非法開發新田，或為對抗領主與農民共組武裝團體「惡黨」。惡黨在各地活動，對領主及幕府的統治都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脅。
另一方面，互相爭奪土地的結果，農業生產量也跟著提升。因開發新田使得耕種面積擴大，原本已開發的地區進入集約化管理，牛、馬以及農具的使用變得更加普及。同時在農業成長的刺激下，金屬、麻織、建築等生活相關的工業也蓬勃發展。物資增加促進市場活絡，與宋朝之間貿易所使用的宋錢也成為主要使用的貨幣。
1274年及1281年兩度蒙古襲來雖然都由幕府勝利收場，但由於是面對外敵，雖然得勝卻無法對效力的部眾行封地行賞，因而引發諸多不滿。此外，外戚北条氏專政以及封地之土地繼承等問題，使得幕府與御家人間的對立越演越烈。
十四世紀初，幕府在皇位繼承的問題上與朝廷之間發生摩擦。1318年即位的醍醐天皇即位後，受朱熹宋學思想的影響，希望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政治體制，於是親理政務，廣用人材，試圖將政治中心從鎌倉遷回到京都，於是串連對幕府不滿的貴族、朝臣以及御家人倒幕。在兩次政變失敗後，第三次結合近畿地區寺院(僧兵)及惡黨勢力，在幕府軍關鍵兵力倒戈之下攻陷鎌倉，結束了鎌倉幕府時代(1333年)。
鎌倉時代，隨著政治氣象一新，精神生活層面也有很大的改變。過去吸收的隋唐文化經過數百年醞釀，融合在地風土，在這時期孕育出了富有日本特色的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可以算是鎌倉佛教的形成。淨土宗的開山祖師法然上人(11331212)主張透過念佛，不論任何身分的人死後都可以前往極樂淨土。這個教義在貴族、武士及平民之間廣為流傳，其後其弟子親鸞上人(11731262)進一步發揚光大，主張只要誠心信仰，不論是善人或惡人都能夠得救，親鸞也成為淨土真宗的教祖。其他宗派或受淨土宗的影響，或受刺激，時宗、臨濟宗、曹洞宗、日蓮宗等的新宗派陸續成立，此外禪宗嚴格的修行生活也成為武士為鍛鍊心性的必修項目。
文學作品方面，除了原本貴族文學之外，武家崛起，作品之中也加入了戰爭題材，敘述平家興亡的<平家物語>是其中的代表作。佛寺建築方面融合了大陸的豪放以及禪宗的典雅，表現出新的風格。同樣的改變也出現在繪畫與雕刻上。在往後的亂世之中，這些與土地結合的新文化，隨著階級流動由貴族階級滲透入民間，成為極富日本特色的文化表現。
3-4 建武中興與南北朝
後醍醐天皇如願以償，實現了天皇親理朝政的夢想。但這種違反日本傳統的作法並沒有持續太久。天皇廢除了長久以來的攝政、關白制度，設制記錄所為政務最高統轄機關，並簡化地方行政組織，設置雑訴決斷所，處理以土地糾紛為主的各種訴訟。然而，推翻幕府的功勞者對犒賞的分配不滿，同時功勞者之間也發生對立。另一方面，改革過於急促，土地新制不符合長期以來的慣例，也引起社會混亂。
新政開始後的第三年(1336年)，討幕功臣足利尊氏以原將軍之外戚北条氏遺族作亂為由揮軍鎌倉，獲得許多對時政不滿的武士支持。足利尊氏獲勝之後回師京都，擁立新天皇，逼迫後醍醐天皇退位，開啟了室町時代[13]。後醍醐天皇離開京都，落腳於奈良南方的吉野，仍堅持本身皇位的正統性。此後近六十年的期間形成南朝(吉野)與北朝(京都)對立的局面。在統治權不統一的情況下，國家又進入了混亂的狀態。直到足利尊氏的孫子三代將軍足利義滿與南朝達成合談，國家才再度統一(1392年)。
統一之後，室町幕府綜合鎌倉幕府以及後醍醐天皇新政的優缺點，持續對莊園制度進行改革。幕府的作法是提高地方官吏守護的權限，使守護具有裁決地方訴訟的權力，並且將領地內徵收來的部分稅收直接交由地方管理。但守護除了平息領地內糾紛之外，也利用獲分配的資源，與旗下武士聯手侵入其他地主的莊園及公有地。這也使得同一領地內的土地所有權漸趨單純化。
但另一方面，長久以來潛藏在地方的反政府力量依然存在。在數世紀的莊園爭奪活動當中，一般老百姓為了生存，往往選擇依附在不同的勢力之下尋求保護。鎌倉時代官的力量增強，地方莊園的勢力衰退，百姓為農作及安全上自保，在近畿地區漸漸形成以互助為目的的村落。他們一起修築灌溉所需的水路，開發林地，也共組防禦網抵禦強盜。南北朝期間社會動亂，這樣的村落型態更從近畿地區擴散到全國各地。統一之後，地方官吏的權力再度強化，為確保自制權，村落裡的人們時而投靠在守護之下尋求保護，或聯合其他村落，要求罷免濫權的官吏。他們有時於天災時要求稅負減免，或直接襲擊金融機關奪走借據。這些由最基層民眾發起的反政府運動對幕府的威信造成極大威脅。
六代將軍足利義教在位期間(1428~1441年)為強化將軍的權力，行專制政治。一連串高壓措施引發了政爭，在地方百姓頻繁起義的雙重壓力下，幕府的地位變得岌岌可危。1467年，由於將軍繼承問題引發幕府內兩派實權者間的對立，最終導致兩方開戰。這場維持十年的「應仁之亂」延燒到全國各地，京都也在戰火下飽受摧殘。雖然最後兩方達成合談，但將軍的權威已完全喪失，中央體制、莊園制度遭到嚴重破壞，國家重建除了等待新制序誕生以外別無其他方法。在接下來的亂世之中，由地方村落發展起的自治單位更進一步發揮出其實力，也開啟了戰國時代的序幕。
室町時代，農業與工商業發達，其原因除了與明朝間的貿易需求外，隨著各個勢力的消長，階級流動旺盛，也促進了生產技術的提升。這段期間武家文化抬頭，結合原本的公家文化，以及大陸文化、禪宗思想，形成富有日本特色的室町文化。此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建築是位在京都西北邊的金閣寺以及東邊的銀閣寺。其他庭園造景、花道、茶道、掛軸、和式門繪畫、水墨畫、能劇等，也表現出時代的風格。社會不安，貴族流落到民間，文化、教育學問也普及到一般社會。老百姓的能量也在這個時代釋放出來，地方上的節慶祭典便是在這個時期普及開來。
3-5戰國時代
當一個政權失去統治能力，新的政權又還沒建立起來以前，是建立新文化的最佳契機。原本受抑制的潛在能量爆發出來，傳統被拋諸腦後，實際性、解放性、感官性的元素壓倒一切，直到新的秩序建立起來為止。戰國時代完全屬於這樣的時代。知名東洋學者內藤湖南對於開啟戰國時代的應仁之亂曾經留下這麼一段有名的話：「大致上為知道今天的日本而研究日本歷史的話，沒有必要研究古代歷史，知道應仁之亂以後的歷史就夠了。…應仁之亂以後的歷史與我們真實的身體骨肉直接接觸，真正知道這些的話，對了解日本歷史可以說足夠了。」[14]
應仁之亂後，室町幕府已經名存實亡，原本受制於幕府、潛在於地方的各種武裝勢力不再受到中央約束，進入了完全憑實力互相競爭的時代。在這個弱肉強食的時代裡，不是整兵經武去併吞他人的土地，就是等著被併吞。經過約一個世紀的戰亂之後，1568年織田信長以現在名古屋一帶為根據地，率先進入京都，並控制了近畿週邊地區。1873年信長將將軍逐出京都，室町幕府時代正式結束。1582年信長遭部下明智光秀叛變死去後，豐臣秀吉取而代之，以巧妙的戰術擊破各方勢力，1590年擊破北条氏完成全國統一，也結束應仁之亂後國家分裂的區面。1598年秀吉病逝，沒有參與攻韓之役的德川家康以關東為根據地，1600年關原之戰擊敗擁護豐臣家的勢力，取得國家的實質統治權，開啟江戶時代，之後又於大坂(今大阪)兩度擊敗秀吉之子秀頼之軍完成全國統一。
這個時期在各領國互相競爭之下，為了維持軍事化所需要的經濟實力，長久以來武士直接支配農民的關係產生變化。武士專事軍務，由各個地區的支配者大名直接供養，農民及商人則在大名的強力統治之下專事農業生產及貿易，提供軍事征戰所需要的經濟力量。秀吉統一天下後頒佈「刀狩令」及「身分統制令」，徹底執行階級分離政策，使不同身分者專注於一項行業，提高了生產力。
戰國時代也是城市發展的時代。大名將境內從事手工業、商業活動的人才集中在行政中心(城堡)的四周，給予其比前代更多的貿易自由，促成陸路及海路交通要道城市繁榮。此外大名們也積極與十六世紀前半來到日本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進行貿易往來。西、葡將當時歐洲的文化與宗教帶入日本，洋槍的傳入也改變了傳統的作戰方式。
秀吉統一天下後為強化控制力，於全國實施檢地政策，在日本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秀吉丈量全國可耕種土地面積，依不同土地的生產力，換算成稻米的生產量，決定耕種者每年應繳納的米量。如此一來土地的使用情況透明，農民需付擔的義務也變得明確，最重要的是，檢地使得中央得以把握全國土地的利用情況，延續數世紀的土地所有權歸屬問題徹底得到解決。秀吉還將大部分的大名調離其原所屬的領地，並且將親戚與關密切的部將安排在近畿地區，強化中央集權。
舊秩序瓦解，原本處在上位的朝廷、貴族、寺院的文化勢微，由下而上、從土地上竄出，追逐權力、華麗的、生氣盎然的新文化(桃山文化)也在這股時代風潮之中孕育而生。權力誇示最具代表性的是織田信長在琵琶湖東南岸所築的安土城，以及豐臣秀吉所築的大坂城，壯大的城郭顯示出一統天下的氣勢。繪畫及雕刻色彩鮮艷，力道強，呈現出開放性的格局。基督教文化雖然與當時日本傳統風俗有許多抵觸之處，但不同文化的衝擊下，精神的解放也為社會帶來一股新鮮空氣。而隨著經濟繁榮，工商發達的城市裡，茶道、花道、庭園造景、古書畫鑑賞等原本屬於貴族的生活方式普及到一般庶民階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將侘(わび)茶集大成的大阪茶藝家千利休。利休的茶道結合了禪宗思想，用日常生活使用的茶具在最簡樸的茶室之中品茶，達到「枯淡閑寂」的精神境界。利休的茶道不分貧富貴賤，任何人皆能參與，追求普遍、革新、現實的風格，在動盪的時代中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
3-6江戶時代
德川幕府以江戶(現東京)為中心，開始了超過250年的承平時代。從莊園時代以來，在地方聚積勢力後便不斷向上竄升的權力流動傳統，在江戶時代終於被根絕。德川幕府也「解決」了朝廷與幕府之間步調不一致的情形，此後再也沒有出現過像後醍醐天皇一樣反骨的天皇。而人民方面，反政府行動也受到有效的抑制，就算發生也僅限於局部，不致於威脅到政權的穩定。德川政權到底用了哪些方法來平定天下呢？這裡只對大方向做描述，不討論細節。
首先，德川幕府根據儒家思想中的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確立每個人、每個家之間的人倫關係。對朝廷方面，幕府製訂各種典章及儀式表現出對天皇的尊重，藉由捧高朝廷的地位來凝聚對國家的忠誠之心，幕府本身表面上只是以代行者的身分自居，代替天皇執行政務。然而，幕府實際上嚴密監視朝廷內的活動，對朝廷貴族只給予極少的領地，削弱其影響力，還在京都內離皇宮不遠處修築二條城住紮軍隊，並且修訂「禁中並公家諸法度」約束天皇及公家(貴族)的權力。
對於大名。承襲原本的主從關係，幕府賜與領地(藩)，將其納入政府組織，大名(藩主)對幕府需獻出絕對的忠誠心，對政策絕對支持。為防止造反，幕府要求各藩實行一國一城制，除了必要的編制之外，將其餘的軍事要地拆毀，並且要求所有武士均居住在城堡周圍的城下町，將他們都編入政府組織裡參與政務。在分封地區的配置上，也依據與幕府的親疏、藩主的個人特質及封地的大小等做巧妙的安排，使各藩與鄰近的藩之間互相牽制，無法聯合與幕府對抗。幕府也要求各藩主不論藩地在何處，每隔一年都須在本身的藩及江戶城兩地輪流居住(參勤交代)，妻子則必須住在江戶。如此一來各藩除了本身藩內的行政開支以外，還要負責維持在江戶的藩宅，以及前往江戶行經街道的維護費用、旅行的食宿費用等，這使得各藩在財政及精力、時間上都沒有反叛的餘地。此外幕府也要求分擔築城、整治河川等工程。幕府並分不同階段制定武家的行為規範「武家諸法度」，內容從個人修養、衣著、結婚等事項，到修築城郭、道路，以及須配合幕府施政的事項。對於不遵守規定的藩或家族行削減或沒收其地，即使與德川有血緣之親者也不例外。
相較於各藩財政上受到壓制，幕府本身則擁有京都、大阪、奈良、堺等全國各主要都市及海港、礦場，獨占貿易利益，幕府與親近的藩占據全國約1/4的土地，使得在及可支配人力及資源上均佔有壓倒性的優勢。在權力構造上，幕府編制了大批的官僚圍繞在將軍身邊一起管理國事，這些人員具流動性無法長期參與決策，而且重要事項得由眾人合議決定，個人的理念很難得到落實，將軍的權力相形之下相當穩固。
人民方面。有鑑於過去反政府勢力多由地方興起，對此在統治上也下不少功夫。延續秀吉的政策，幕府更徹底實施檢地，對於不服的大地主，或使其擔任如村里長般的工作納入政府組織，或直接將其貶為農民。此外將人民分成士農工商，以及穢多、非人(賤民)等不同的階級，各個階級皆世襲，一旦固定下來之後很難改變身分，如此限制社會階級流動。村莊裡每個人都登記在寺院的名下，強制參與寺院的活動，除了共同從事祭典、修築土木之外，也共同維護治安，並互相進行監視，若有逾矩情事發生，彼此須負起連帶責任。幕府並賦予武士絕對的權威，確保人民確實遵從各項規定。
在外交上，政權成立之初維持了對外貿易，幕府也因此獲得相當多的利潤。但隨著貿易興盛以及基督教士的佈教活動日漸普及，漸漸引起了幕府的警戒。1612年頒佈了禁教令，強迫信徒改宗，不從者則加以迫害。貿易方面也逐步設限，僅開放少數港口進行有限的對外貿易[15]。
江戶期間並非完全平靜，百姓因貧窮不時起義，幕府內也進行過幕政改革。但和戰國時代或更早以前相較起來，江戶時代是日本歷史上中央的權力終於得以完全控制整個國家的時代。這當然有很大程度要歸功於戰國時代各國為強化軍事力而進行的軟、硬體革新，為江戶時代中央集權打下基礎。如果沒有經歷戰國時代的銳變，應仁之亂以前的國家體質不可能達到後來這麼高度的統一。
這些於德川幕府初期定調的國家面貌，基本上在往後的200多年沒有重大的改變。此後雖然經濟上有起有落，但在和平的環境裡長時間醞釀，日本文化在這個時期逐漸沉澱而成形。不論是對人、對社會、對世界以及審美眼光，沒有遭受殖民統治、始終維持「日本人管日本人」的背景下，江戶時代塑造出的日本人民族性，有很大程度到今天依然沒有很大的改變。
3-7近代
1853年，美國海軍艦長斐利（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領4艘軍艦來到東京灣，要求幕府開放門戶與美國貿易，從此之後，外交終於再度成為日本不得不面對的課題(黑船事件)。江戶時代雖然被稱為鎖國時期但並非完全閉鎖，幕府仍透過長崎與荷蘭往來知曉歐洲國家的發展情況，也明白遠東已成為列強覬覦的目標。
從中英鴉片戰爭(1840~1842)後到黑船事件期間，日本之所以沒有被捲入，主要原因是英法兩國在中國已獲得相當多的利益。但鴉片戰爭中，中國的敗北已經帶給日本莫大的震撼。幕府內部分人士已明白，工業革命使西歐及美國國富兵強，總有一天會將艦隊駛向日本。其中位在九州及日本西側的薩摩、長州藩比幕府還要早掌握到這個新的動向。特別是薩摩藩主島津齊彬率先導入工業生產的概念，他發展冶鐵、造船、紡織、玻璃等工業，不但使薩摩藩的軍事實力凌駕於其他諸藩之上，薩摩生出產的商品銷售到全國獲取利潤，也會後來的倒幕行動積聚實力。
黑船事件之後，在幕府與諸藩之間，開國派與保守派間陷入一系列的政爭與戰爭。一直到1868年戊辰戰爭中幕府軍遭擊潰以前，各方的勢力雖各有消長，但最大的輸家卻是幕府。幕府對外雖然代表日本，但實際上本身卻無法統率全國的兵力。江戶時代之所以可以維持穩定，是因為各個藩與德川幕府之間存在著義理關係，幕府在面對國內問題時總是以本身優越的立場自居，對諸藩曉以大義，不可忘記封地都是來自德川家的恩典，並且運用各藩間親疏遠近的力量加以壓制。但是在跟外國人打交道的時候這個原理完全派不上用場。以外國的眼光來看，幕府雖代表日本卻沒有直接統率權，因此在與幕府周旋時，只要避免正面對立，幕府就沒有理由招集各藩軍隊發動全面性戰爭。
此外，幕府在英、法、美、俄等國的壓力下開放橫濱、神戶等貿易港進行貿易。但從朝廷及人民的角度來看，幕府違背了德川家鎖國的傳統，沒有盡到保護日本不受外界干擾的責任，開放貿易使國內商品滯銷也引來民怨。而且幕府本身雖藉由取得代理權獲得不少利益，但利益非但沒有進到藩的口袋，還擾亂地方經濟平衡，也因此浸蝕了幕府與諸藩之間長久以來的信賴關係。另外外國人在日本由於不了解日本的禮儀產生摩擦，在部分極端人士的煽動下也引發武士階級的不滿，而這些怨氣全都指向在外國的武力威脅下除了開港貿易以外沒有其他選擇餘地的幕府上。1868年以薩摩、長州為首的倒幕軍在京都南方的鳥羽、伏見之戰中打敗幕府軍，持續265年的江戶時代因此告終。從黑船事件算來前後不過15年的時間。
明治時代開始之後，為了抵抗外國勢力，充實軍力成了新政府最主要的課題。新政府初期以大久保利通、三條實美、木戶孝允等人為中心，逐步排除原本藩的勢力，建立起中央集權政府。接著透過普及教育提高國民的國家意識，達成富國強兵和興殖產業的目的。這期間經歷自由民權運動、政黨政治、頒布明治憲法等重要里程碑。其後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1905年日俄戰爭中打敗俄國(但人員及財政均付出慘痛代價)，1910年完成日韓合併(實質殖民統治韓國)，太平洋戰爭結束前的領土面積，包括台灣、朝鮮半島、千島列島及樺太南部在內，約現在日本面積的1.8倍。
1910年代到1920年前半期，包括普選及女權運動在內，政治、社會乃至日常生活，破除舊習的風氣一度相當興盛。但隨後1923年發生關東大地震以及共產主義抬頭，社會風氣一變，政府逐步採取言論管制政策。進入昭和時代(1926年)，社會的多元性進一步受到擠壓。1931年在中國東北發生918事件之後，日本陸軍明白東京政府已失去約束力，此後更加明目張膽擅自行動，最後終於將日本帶上法西斯主義明目張膽的侵略之路。
[1] 川端康成著，川西政明編，川端康成随筆集，岩波書店，2013。
[2] 大江健三郎，あいまいな日本の私，岩波書店，1995。
[3] 這一節歷史部分主要參考書目：1. 坂本太郎編，日本史，昭和45年(1970年)，山川出版社。2. 井上光貞・笠原一男・児玉幸多等，詳說日本史(改訂版)，1987年，山川出版社。3. 朝尾直弘等編，要說日本歷史，2000年，東京創元社。
[4] 這裡以902年朝廷發佈<莊園整理令>作為區分。此令可視為仿效唐朝所施行的律令制度，其基礎班田制度已徹底崩壞的象徵。
[5] 詳說日本史pp.39-40。
[6] 天皇派除了在位的天皇以外，十一世紀末起還包括即位後讓位給年幼的天皇、持續垂簾聽政的上皇(上皇若出家則稱為法皇)。天皇是中央政府的代表，是律令制度下國家土地名義上的擁有者。
[7] 攝關派是攝政及關白兩個官位，為天皇的輔佐及代理人。兩個官位長期由外戚藤原氏一族所壟斷。因為權力極大，大地主們紛紛將田地奉獻給藤原家以取得不必繳稅的特權，十一世紀時有「天下土地悉數為一家所有」的說法。
[8] 受朝廷任命擔任各種官職的貴族，也是接受農地寄贈的對象。但在莊園寄贈的行動當中，通常受惠的是包括藤原家在內位居高職的上級貴族，中、下級貴族往往不是接受寄贈的對象。
[9] 國司也是貴族，是中央所指派到各地的地方官。國司通常赴任前就與地方有很深的淵源，負有稽查土地實際利用情形之責。在中央弱體化之下，國司與大地主之間往往有牽扯不清的關係。
[10] 名主(「名」為田地之意)是地方的大地主，他們放高利貸給無力納付租稅的小農民，吸收他們之後進行新田開發，成為地主。名主將土地獻給貴族及朝廷官員，要求他們對國司施壓，逃避租稅。
[11] 以大型寺院為中心進行土地開發的集團。寺院原本受國家保護，在律令制度廢弛下為自闢財源，於是也加入了莊園爭奪的行列。為了保護本身的利益，寺院也組織起「僧兵」進行維護秩序的工作。擁兵自重的結果，寺院之間以及與國司派之間經常發生衝突。
[12] 幕府成立之初，西日本主要仍由在京都的朝廷所控制，但朝廷舉兵討幕失敗，幕府於是沒收朝廷的領地，西日本也納入其支配範圍。
[13] 室町時代橫跨南北朝時代(13361392)，以及應仁之亂開始後到豐臣秀吉統一全國的戰國時代(14671590)。如以將軍在位與否來計算的話，室町時代終於1573年，那年織田信長將第15代將軍趕出京都。
[14] 內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下)，講談社，1976年，p.64。
[15] 請參考第一部分之「6 擔當者─家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