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戰爭留下的歷史問題
在外國人眼中，日本常常保有很好的形象。關於美國、中國、韓國的報導往往是正面和負面都有相當的比例，但來自日本的消息裡負面的比例卻很少。很少聽到日本政府在國際間有霸道行為，比較多是援助開發的消息。民間來的消息如果不是跟歡樂(飲食、旅遊…)或高科技、體育有關，再不就是情義有關的故事(如忠犬小八、感謝台灣311賑災…)。政治混迷、海嘯、核電廠爆炸、長期經濟低迷、少子化，這些日本內部的問題除了輻射污染外對我們來說都還稱不上是壞消息，至少這些消息不會讓我們感到日本人「壞」。
但是有一個話題往往牽動日本在國國際上的聲譽，而且日本始終給不出個可以讓人滿意的交代。那就是和戰爭有關的歷史問題。這個問題在戰爭結束超過70年的今天，日本還沒辦法給鄰國可以接受的交代，相當不可思議。德國和以色列早就達成和解，和美國、俄羅斯、法國、波蘭等國的關係早已擺脫二戰的陰影，並且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歐洲聯盟，德國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但亞洲的日本呢？中國及韓國對於日本在明治維新到二戰結束期間對外擴張的歷史始終抱著不滿的情緒，南京大屠殺(日本叫「南京事件」，而且經常用括弧括起來表示尚有爭議)、慰安婦問題(右派媒體稱「所謂的『從軍慰安婦』」)、官員靖國神社參拜等，每年中、韓都會對此與日本進行外交戰，而且經常被搬上國際外交舞台。縱使日本一再強調歷史問題不應該被拿來作政治炒作[1]，但不只是中韓，與日本淵源深厚的台灣，也有不少人認為日本對過去加諸於鄰國的苦痛缺乏反省誠意。
有效的道歉，只有在受害的一方認為加害的一方確實了解其本身所造成的傷害，並且受害一方不再繼續追究其加害責任的情況下，道歉才算真正成立。這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猶太人接受德國的道歉，不只是德國對加害責任誠懇地付出實質性的賠償，更重要的是德國確實在其歷史教育中還原當時歷史真相，政府方面也坦然承認戰爭中所扮演的侵略者立場，且表現出反省的誠意。
日本人從小在嚴格的前輩後輩關係下長大，理應很清楚如何道歉才是。如果這中間發生了什麼問題無法讓鄰國接受，而且一卡卡了70年，我想與其追究日本的是非，不如去探討為什麼日本人無法把道歉的原則適用在與鄰國的關係上。
我到日本的第四年，也就是剛到大阪念書時，有一次回到天理借宿在一位原本在教會本部工作時的同事家。兩年語學院課程結束後我先在教會本部服務一年，在那期間跟這位同事非常要好。我們曾經一起去甲子園看球賽，也一起喝過幾次酒，那陣子他從美國留學回來不久，交了美國女友，但由於遠距離及信仰不同使他相當苦惱，常常找我談心。因為有一年共事的經驗，而且他又畢業尽關西名門大學歷史系，還在美國拿到社會學科碩士學位，有這些背景我想應該可以問他有關戰爭的歷史問題。
我問：「我有個關於戰爭的問題想聽聽你的意見。你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昭和天皇該不該為發動戰爭負責任？」房間裡只有我們2人，原本輕鬆的聊天氣氛突然僵住。好幾秒後他才說：「但是那時候旁邊的人都想做，如果天皇不配合的話說不定會被殺掉。」我回說：「但是並沒有看到天皇本人有反對戰爭的跡象啊！如果天皇確實做過一些反抗的話，也許多少能阻止這些事情，不是嗎？」他沉默下來沒有再說話，臉上的表情看起來很為難，我也不好意思再問下去。
2005年我在德國旅行時跟一位猶太裔的丹麥人聊到戰爭問題，談話非常輕鬆自然，從他的言談之中完全感覺不到對德國的恨。剛好那時有位日本女孩也在旁邊，我問她：「日本國內難道都不討論戰爭責任問題的嗎？」像是大學生年齡的她說：「大家都知道，但是沒有人會說出來。」我到日本之後，確實日常生活裡完全沒有人會討論戰爭責任問題，即使聊到戰爭的話題，日本人也完全不使用「侵略」這兩個字，對於1945年的事情不會說「投降」，而是講「戰敗」。但他們不忌諱提到滿州，講起來非常自然；老一輩的人提到台灣也帶有感情；說到韓國時則有點距離感。老人家每當說到戰爭期間的事情時，往往僅止於個人的體驗，不會出現批判性的言論[2]。日常生活裡也沒聽過有人提神風特攻隊、戰艦大和等英雄般的事蹟，只覺得他們想淡淡地帶過那段期間的記憶。
這幾件事情拼湊起來可以歸納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先姑且不論日本人是不是真的清楚戰爭的歷史，他們對於這種負面事情都相當本能地排斥，不願意去談。如果說出事情真相會破壞氣氛，那他們寧願把事情埋在心裡，哪怕這些事情有多麼的重要。在歷史、政治的領域裡，日本人的思考絕對是感性而非理性。
走進書店，熱門書的書櫃上不乏歷史書籍，慰安婦、南京事件相關的書籍經常可見。但絕大多數如出一轍，都是右派歷史作家寫的書，內容的主軸都是重新檢討這些事情存在的真實性。有趣的是這些書記述的方法，幾乎都是針對某些有問爭議的照片、發言及數據提出質疑，要不就是找老兵現身說法，指出這些事情在當時根本不存在(如「進入南京城時街道井然有序，市民對日本軍人相當和善，不可能發生過屠殺事件…」)，強調這些負面新聞是中國、韓國的政治算計。但是書裡絕對不會出現確實目擊或直接參與這些事情的老兵的告白。這些作者往往不是把整件事情做通盤檢討，而是先選出可疑的、有利己方的部分證據去否定這整件事情曾經發生過，也就是說，用局部的事實去否定整體的事實。例如社會評論家田原総一朗與右翼作家百田尚樹合著的「愛國論」[3]裡，在討論南京大屠殺時百田尚樹不斷地質疑被屠殺人數的真實性，卻完全不討論日軍是用什麼手段殺害老百姓。但不論是書中引用的資料4萬人，或是中方宣稱的20萬、30萬，只追究數字的真實性卻不討論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對了解歷史並沒有多大幫助。
右翼人士可以長期把持輿論是件很值得深入探討的事情。最主要的原因是國家的高層長久以來對戰爭問題缺乏自省。二次大戰結束後，聯合國組成了「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簡稱GHQ)」進駐日本執行接管日本的任務，由麥克阿瑟擔任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GHQ初期的目的是瓦解長年在日本漫延的軍國主義。1946年5月東京法庭成立，審理在戰爭期間參與侵略行動的人員。受審判的人員當中罪刑從死刑、無期徒刑到無罪不起訴者都有，被認為是戰爭協力者的包括政治、財經、教育界人士等，超過20萬人被免除公職。其中，天皇因為政治理由得到免起訴，GHQ認為天皇的存在對安定日本人心有很大的作用。
此外，GHQ還推行婦女解放運動，允許成立工會，推行教育及經濟民主化，開放言論自由等。1946年在幾個月的準備之後，日本方面以GHQ所擬的新憲法草案為範本，經短時間審理後於同年底通過，並於隔年實施。新憲法中特別強調民主與和平的精神，尊重個人的尊嚴及權利，並且將天皇定位為日本及國民統合的象徵，日本永遠放棄戰爭。
但是肅清戰爭關係人以及建立新價值觀卻未盡成功。依據舊金山條約，1952年日本主權恢復後，原本遭到肅清的部分政治勢力又再度回到檯面，1958年除了已被處死的戰犯外，所有在獄中的戰犯都被釋放。這些人當中有的再度回到政壇，有的則由家族繼續繼承原本的政治版圖。例如1954年1956年擔任首相的鳩山一郎，因過去參與的政治團體被視為曾協助戰爭，戰爭結束後一度被遞奪公權，再度從政後仍當上了首相；他的孫子是2009年2010年的首相鳩山由紀夫。1957年1960年的首相岸信介被GHQ認定為A級戰犯，他擔任過戰時東條英機內閣的重要閣員；岸信介的親弟弟也是後來的首相佐藤榮作(在位期間1964年1972年)，而其外孫就是現任首相安倍晉三。20072008年的首相福田康夫，其父親福田赴夫在1976年1978年擔任首相；其妻貴代子(原姓櫻內)也是政治世家出身，祖父櫻內幸雄是活躍於戰前的政治人物，在戰後遭到褫奪公權，但由兒子繼承政治版圖。2008年2009年的首相麻生太郎，他的外祖父吉田茂是戰後與美軍重建日本秩序的中心人物(1948年1954年擔任首相)；吉田茂也是明治維新三傑之一大久保利通的外孫。
從這幾個代表性人物的關係大致就能窺知日本政治圏的生態。這個統治階層並沒有因戰後肅清而中斷，基本上從明治維新以來始終持續著，戰前與戰後依然保有一定程度的連續性，延續至今。當中不少人彼此之間不只是盟友，還擁有血緣關係。你沒辦法期待連戰、郝龍斌、蔣孝嚴批評他們的父親在當官時曾犯下的缺失，也無法指望他們會開庭審判，將自己曾犯過錯的叔叔伯伯送進牢房。這些參與侵略戰爭的官員或其子孫，在GHQ離開後又登上政治舞台。
GHQ曾希望透過教育來培養日本人的民主意識。在GHQ的指示下，政府於1947年制定了教育基本法，該法強調尊重個人，不分男女、身分，人人受教機會皆均等，藉此實現和平的國家及社會，建立民主的文化國，以期「為世界和平與人類福祉提升做出貢獻」。但是這些民主主義思想終究無法真正深植入人民的心中。軍國主義盛行期間，雖然有不少人因言論與當區抵觸而入獄甚至死亡，但是真正的民主化不只是除去外在的限制，更進一步的必須克服傳統文化加諸於人心中的桎梏，以個人為單位的價值觀去判斷是非善惡，在肉體性的滿足之上，用行動去實現抽象思考空間裡的理想社會。
近代民主化的先進國家美國、英國、法國等國，都曾經存在階級間的對立或經濟上的不對等，經歷激烈的價值衝突甚至武力對抗之下，才使民主主義植入一般人的心中。民主政治之所以能成為20世紀主流價值，除了民主政治理論上符合公平原則外，世界各地受過兩次大戰及殖民統治的人民也意識到：建立良好的國家不能只是期待統治者的善意，只有提高公民意識與社會上不公不義的事情進行對抗，才有機會建立更平等的社會。為此願意先捨棄部分安逸的生活，為實現這個理想而努力。但是由GHQ指示下所制定的民主憲法，本質上與明治維新一樣是由上到下的改變，並沒有經過代議士及輿論充分地討論便實施，對人民來說缺乏現實感。從與日本人相處的經驗裡，也可以感覺到日本人至今對憲法及民主的意義還沒有明確的概念，至少跟一般所謂先進國家的程度相差甚遠。
但憲法由官僚經手後就交由國會表決實施只是表面上呈現出來的結果，更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為什麼這麼茲事體大的事情日本人會這麼輕易地讓它通過。1930~40年出生的日本人之中許多人都有同樣的經驗。戰爭結束後某一天到學校上課，老師告訴他們說：「你們現在自由了，現在是民主時代了。」類似這樣的宣告。更早之前，同一個老師教導他們隨時做好為國家、為天皇犧牲的準備，打贏這場必勝的神聖戰役，把美國當成是鬼魅般邪惡的國家，寧可戰死也不要服從。知名電視節目主持人、評論家田原総一朗在「愛國論」裡說道：
我個人的體驗，小學五年級第一學期以前都被教「這場戰爭是正確的戰爭。等你們長大要為天皇陛下而死。」我想去當海軍然後戰死。電影導演大島渚比我大兩歲，敗戰時國一，聽說學校老師還教他們怎麼切腹，美軍上陸進行本土決戰，打不下去的時候就切腹。
不過到第二學期的時候，同一位老師告訴我們：「那場戰爭是侵略戰爭，是場錯誤的戰爭。」那時候我感覺大人物說的話都不能相信。我的出發點是認為國家都是在欺騙國民。高一那年韓戰爆發。我們說：「反對戰爭。」結果這次反而被人說「你們是共產黨！」(笑)。世風轉向，進入肅清共產黨的時代。我心想這些人都不能相信。
我們這輩人學到的東西亂七八糟。原本相信的事情全都翻轉過來，什麼都不能相信。戰前的事情和想法實在是很可怕，動不動就是「死」、「切腹」。[4]
隨著戰爭結束，價值觀迅速轉換，日本馬上就擁抱自由民主思想。
這種情況並不只出現在二戰結束，明治維新時其實也發生過。當時，日本發現開國已經是不可抵擋的趨勢後，從黑船事件到幕府交出權力，中間只花了不到15年的時間，隨後已成為政府要員的岩倉具視、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大批人員更在1871年到1873年間親自到歐美考查，一邊尋求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可能性，一方面也親身感受西洋文化，將西洋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等帶回日本，為往後新政府的內部氣氛及實務改革帶來莫大的影響。而國內方面，對於因失去社會地位起兵反抗的原武士階級，新政府在幾次鎮壓中也毫不手軟，1877年的西南戰爭中更「大義滅親」殲滅了西鄉隆盛領軍的反政府軍，完成實質上的中央集權。雖然大多數的時候日本人不喜歡生活的框架有太大的變動，如果可以，他們會盡可能維持現狀。但是當他們認清現實，確定過去不值得再留戀的時候，往往能夠很果斷地做出決定。
露絲・潘乃德的名作「菊花與劍」裡，關於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戦俘的表現有如下的描述：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間最為戲劇化的差別，當屬日本戰俘對盟軍的高度配合。他們沒有任何適用於這種新情況的規矩：他們已經名譽掃地，作為日本人的生命已經結束。只有到了戰爭的最後一個月才有少數人敢奢望重歸故國，不管日本是勝是敗。有些人要求受死，「不過如果你們的習俗不允許這樣做，那麼我會做個模範戰俘」。他們實際上比模範更模範。一些老兵和長期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們幫著定位軍火庫，仔細解釋日軍的兵力部署，書寫宣傳資料，還隨同轟炸機出航，為美軍做嚮導去攻打軍事目標。他們好像突然之間過上了全新的生活，新生活裡的一切都和舊生活相反，但他們過得同樣起勁。[5]
在當時軍國主義的教育裡不允許士兵被俘虜。對於遭俘虜的人來說，屬於日本人部分的一切已經結束了。這樣一來反而能義無反顧投效新的主人。
這種轉換思維的過程缺乏連續性，像是將過去一刀兩段，無情地擁抱新的未來。日本的文化人也把「諦め(放棄)」看成是日本人的特徵之一。但我們必須了解的是，日本人的價值觀是從外在去定義內在，也就是說「我」這個人該有什麼行為舉止是依外在環境來決定，與我們所習慣的「自我」、「內在的道德意識」並不相同。當外在環境的本質已經跟過去完全不同的時候，日本人由於缺少堅固的自我，反而可以很有彈性地適應新環境。少數有強烈自我意識的人會因為前後之間的不連續感到惆悵，但大多數的人是全心全意活在當下的環境，面對不同的價值觀並沒有適應上的困難。從哲學的角度來說，日本人絕對是現在主義者，他們用當下的感覺、當下的氣氛去思考現在、過去以及未來。在不同時刻下，他們在意的心情是否可以平滑地轉換，而不是價值觀是否有連續性。雖然他們沒有一貫性的思考體系，但對眼前的現實環境，日本人卻有我們無法想像的高度敏銳力。
- 主從關係
彌生時代(西元前3世紀到3世紀)的古墳裡，銅鏡、銅鐸的出土相當普遍，能夠發出光亮的東西被視為身分地位的識別物。這時期已栽種水稻，日照時間的長短對生計有絕對的影響，對太陽的依賴比過去狩獵時代高，於是形成以日神為中心的信仰。
對太陽以及光、火的崇拜，發展出日本原始的美的意識。火將所有的污穢燒盡，將黑夜點亮，不潔淨、不吉利的事物在日神的照耀下無處遁形。清淨美、清淨心成為原始神道終極的美的意識，純粋無垢的生命美讚、忌避死穢的淨化思想，是日本神話一貫的特色。在7世紀後半到8世紀後的詩集「萬葉集」裡，經常可以見到對潔淨美的感動[6]。
伴隨著日神崇拜，神話之中也特別重視由神賦予的旺盛生殖力[7]。出於政治目的所塑造出的神話裡，神道多神教的自然觀描繪出「神國」的面貌，太陽的後裔們所生活的現實世界，就是充滿生命力的神聖樂園。以太陽神為中心的信仰，對現實世界抱持肯定的樂天主義，相信人世間的歡樂會世世代代永遠持續下去。生命力的衰退與毀滅所代表的死之國被排除在外，在樂天主義的思想下，這個世界是多神共存的幸福世界，有著神賦予的無盡生命力。而天皇即是日神之子。
明治中期出生的哲學家和辻哲郎(1889-1960)在其著作「風土」裡，有關古代日本人對神話的依存有以下的描述[8]：
在日本，國民的全體性也首先以宗教性來理解。這是只有透過神話才能理解的原始社會的事實。以個人來感受及思考事物的情形還沒發生。人的意識為團體意識，不利於團體生活的事情被當作是禁忌，個人遭到束縛。這樣的社會裡，人的全體性被視為是神祕的力量而為人所自覺。因此向神祕力量的歸屬就是對全體性的歸屬，宗教上任何的祭拜就是在其祭典儀式上表現出全體性。從事祭拜的人被看作是全體性的表現者，可得到如神般的權威。造雨者成為宙斯。這是原始宗教普遍的傾向，但我國特別是其中的模範。天照大神[9]被奉為神來祭拜。祭拜本身即具有政治意味，這便是這件事情最清楚的說明。
原始社會的日本國民藉由以上的祭拜活動，一個教團的意義得以確保。雖然武力、經濟都尚未充分組織化，日本國民卻能非常緊密團結，將許多軍隊送到朝鮮[10]，這是因為有如此宗教性的連結。
這段內容所描述的是原始神道所扮演的角色。這裡所描述的宗教與團體性之間的情況，與明治開國以來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前軍國主義絕頂時期的情況相當有相當多的共同點。
1867年德川家第15代將軍慶喜將祖先代代相傳的治國權力交出，這個過程被稱為「大政奉還」，意思是指將軍將權力交還給原本的所有者天皇。但實際上從鎌倉時代開始統治日本的實權便是由將軍在掌握，經過了700年才說要將權力「奉還」回去未免太荒謬。但這其實是當時有權者們的構想。為了要建立中央集權國家，厲行富國強兵，他們效法基督教立國的歐洲國家，試圖將神道重新至於唯一宗教的地位，將佛教的影響力排除，把人民的意志統一起來。而天皇就是連結宗教與現實社會的樞紐。把權力交給天皇，象徵著原始神道裡祭祀活動的復權，人民對此全體性產生歸屬感，而天皇本人即為至高權力的代表者。在天皇後面的政治人物只要能左右天皇的動向，在宗教性神祕力量的驅使下，國民也會對天皇所指示的目標無條件地追隨。
權力當然是由起義的藩及朝廷內的呼應者所共有。他們以政府高官的名義執政，就像一般的政治活動一樣決定國家的走向。但是和歐洲國家不同的是，天皇除了被賦予統治上的意義外，更重要的是，國家神道的推行下，天皇還兼具宗教上絕對權威地位。掌握實權的政治人物們將天皇高捧，就可以在天皇宗教權威的庇陰下，大步遂行其本身的政治理念。在這樣的背景下，明治初期展開了「廢佛毀釋」運動，試圖破除長久以來神(神道)佛(佛教)習合的習慣，獨尊神道。[11][12]
這種類似「挾天子以令天下」的手法，實際上早已經成為日本政治的傳統。七世紀朝廷仿效唐朝的律令制度，天皇確實曾經是國家權力的主掌者。但隨著寺院等地方勢力崛起，天皇的權力逐漸遭到分蝕。地方勢力互相戰鬥、結盟，再透過獻地給貴族取得特權，中央對地方的掌握能力事實上隨著律令制度的成立之後就每況愈下。這種由地方往上竄升的力量，後來終於形成由武士主導的鎌倉幕府時代，天皇失去了統率權。但天皇制度並沒有遭到廢除，往後的統治者皆明白，形式上尊崇天皇有助於遂行統治，「挾天子以令天下」成為日本政治不變的傳統。
從明治到二戰期間的軍國主義，天皇的政治功能被徹底發揮，原本應話屬於神話的神國思想被大辣辣地搬上現實政治舞台。中央權力過度肥大化，帶領日本完成不可思議的近代化，也把日本推向世界大戰，走上自我毀滅之路。
了解天皇所扮演的角色，也就容易理解日本人在戰後思維上的大轉變。戰前以天皇為中心，全國人民被綁在一起，現實生活之中也充滿了宗教式的情操(例如老一輩受過日本教育者所說的「日本精神」)；而戰後民主義抬頭，天皇僅是日本國及人民的象徵[13]，不再被賦予神格地位，日本也成為了和其他國家一樣「普通」的國家。
直到今天，保守的右翼人士依然不斷提倡戰前的美好。他們在看待當下社會問題，如家庭失和、社會冷漠、年輕人禮貌不周到、對公司或國家向心力不足、缺少犧牲奉獻精神等時，常常會把戰前當成是日本社會當成典範，認為精神力量之所以淪喪是因為現代人忘記過去的優良傳統。但戰爭付出的代價太過沉痛，這些「美好」已經永遠成為過去，社會氣氛已變，在追求個人自由的今天，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已經不可能回復到戰前的專一。
長久以來養成的權力觀念，使得日本人對於上位者的要求往往不在於其實際處理事情的手碗，而是注重他能否給人安心感，也許可以說，在「政(幕府、實權者)」「教(神道、精神象徵)」各自代表不同功能的歷史背景下，他們很早以前就養成了分開來思考的習慣，屬於公務的部分以及屬於情感依靠的部分，日本人有很高的意識將兩者分開。在組織運作的實務上，精神上的支持與實際運作事情的手碗一樣重要，而且不少調查結果皆顯示，在兩者之間不得不做選擇的時候，日本人傾向跟隨讓人安心的人主管工作，哪怕他的才能平庸，也不會選擇與能力強但無視下屬情感的主管。在表與裏隻重心理構造的思維下，表面上他們盡可能奉公，希望自己的工作表現能得到所有人肯定；同時心裡上又渴望能得到別人的關愛。跟上班族聊天往往可以發現，他們對自己的言行都有很高的自我意識，相當在意自己的舉止是否與身分相符，上班時間不會輕易露出真實的情感。但另一方面對公司整體走向採取一付事不關己的態度總會讓我們感到十分驚訝，他們認為超過自己職責範圍的事情不應該去過問，甚至光想這些事情都讓他們心裡產生逾越本份的罪惡感。就如同天皇、皇后表現出的慈父、慈母形象一般，在封建式思維仍深的一般日本人心中，個人有義務扮演好被賦與的身分地位，本份以外的事情不該過問，而是將這些事情完全都寄託於長官的善意與智慧。
除了對上位者慈愛的形象有所要求外，重視內部關係和諧也是日本社會及日式管理的特徵之一。不論是發自誠心，或只是服從於職場倫理，上班族往往對與自己有直接關係的主管、前輩會竭盡可能地滿足對方的心意，使對方高興。他們順從長官的心意，把自己的主觀意見壓到最低，盡可能讓自己完完全全成為長官意見的執行者。他們相信只要捨掉自我多餘的成見，大家團結一心配合團體的方針，事情就可以順利運作下去。這種思維最大的好處是可以減少因個人情緒而導致的不必要衝突。個人對事情的想法在執行的過程中變得不重要，在做決定的過程中，除了少數主要角色以外，大多數人安心地處於配合的位置，事情可以在很小的亂度下組織起來。雖然缺乏獨立思考能力常常被人詬病，但奉公、守秩序、重視整體步調所帶來的效率是很可觀的。
在東京、大阪等大城市的車站，上班時間都可以感覺到一股蓄勢待發的氣氛。早上大家收拾睡意，拎起包包，把鬆弛的精神再度集中起來。上班時間，電車上上班族穿著西裝、手提工事包，專心地研讀手邊資料，或聽從前輩說明工作內容。到了中午，走在辦公大樓林立的街道上，出來覓食的人群精神抖擻，用餐時間一群人依然鬥志高昂，餐後又快步回到工作崗位。夜晚，同樣一群人來到料理店，臉上多了一抺輕鬆的微笑，點杯生啤酒，大家一齊喊聲「乾杯！」，一天的重擔終於放下。在這個場合裡前輩、後輩的關係不再像白天那樣明顯，大家聊起白天發生的事，聊哪裡好玩，以及個人的嗜好，分享彼此的人生經驗。他們也許會抱怨兩句在工作上碰到的不滿，同桌的人回以充滿同理心的眼神，像在說「我知道你說的是什麼」，但話題只是點到為止，當事人意識到自己可能破壞了大家的興致時就會讓出發言權。喝酒可以幫他們卸除掉平常過重度緊繃的神經，敞開心胸和人進行有人情味的交流。
- 封建式生活觀的影響
表面上全力奉公、同時又渴望得到理解的心理，日本人太過重視外表看得見的部分，因此註定要與眾不同。
在綿密的禮儀規範下生活，為表現出合宜的言行，情緒衝動不能馬上表露出來，對於「心」的存在反而比起其他人有極高的自覺。他們思考別人眼中的自己，觀察他人的心意來判斷場面氣氛，然後很本能地將心情設定在符合氣氛的狀態裡。日文裡以「氣」來描述氣氛、心情的詞語有很多，如「気が合う」(與其人合得來)、「気がある」(對某人有意思)、「気掛かり」(持續掛慮某事情)、「気が進まない」(氣不順=>不想做某件事)、「気になる」(在意某事)、「気にしない」(不介意)、「気を付ける」(小心、留意)、「気を抜く」(放輕鬆、有氣無力)、「気を遣う」(持續留意)、「気を配る」(留意，特別指照顧到別人的心情)、「不氣味」(令人害怕的)、「空気読めない」(不會「讀」空氣，不懂得看場面)等等。這些與「氣」有關的詞語有些是個人主動對某對象動念頭；有些是單純感受到某種氣氛，或對此的心情反應；或是不由自主地去關心某事情。都表現出心念、心情的改變。
但過度重視外在環境的傾向，使得許多日本人在我們眼裡看來普遍沒有明顯的自我。一個人到了一定年紀以後應該具備獨立思考事情的能力，我們說能否自己判斷是非、承擔責任，才是個成熟的人。但是日本人因為總是試圖迎合外在，太在乎他人的觀感，因此在表達自我意見的時候很容易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當外在環境是善良的、有包容性的時候，日本人也比較敢表達出自己的情緒。但敏銳的內心一旦感受到環境不夠友善時，便會收斂起自己的意見，純粹地做好配合別人的角色。因此日本人在不熟悉的環境下總是保持低調；他說說話總是輕聲細語，語調溫和，避免上揚、拉高分貝說話以免給人不愉快的感覺。台灣人說「喂！」的聲音太大、太短促，會讓他們感到害怕。「ごめんください」(有人在嗎？)、「おじゃまします」(進人家家時說「打擾了」)、「宜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請多關照)，這類有求於人的話特別要說得客氣。
強調情感柔和也表現在大眾娛樂文化。動畫、電影、漫畫或藝人的演出不太會出現尖銳的表現方式，即使是兇殺場面也會適可而止，畫面不會讓人感到不舒服(但傳達的情緒則不受限制)。演壞人的角色往往是表現出壞心腸，但不像台劇或韓劇的反派會讓人恨得牙癢癢的。日劇的魅力往往不是情緒高潮起伏的伸張能力，而是圓滑地表現出對人性細膩的刻畫。
相較於彰顯於外的表現力與時俱進，人與人真心接觸的「裏」的文化依然相當堅固地將日本人包束在一起。從小生活在制式化的禮儀規範裡，再加上重視「和」的精神，日本人相當習慣用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來與人相處。表面上竭盡可能保持跟人之間和諧關係；真實想法則透過弦外之音(肢體語言、暗示性語言)，用間接的方式傳達給想知道的人聽。他們活在需要高度想像力的世界裡，時時提心吊膽地揣測對方話裡的真意。
由於禮儀規範遍及生活全部層面，日本人的心，在大部分的時候不會直接受到外在環境發生的事情侵入。當受到外在環境衝擊，如被斥責的時候，只要當事人採取有禮貌的方式去應對，對方也有義務把口氣緩和下來，讓氣氛回歸到冷靜。口頭的爭執盡可能被迴避，對日本人來說，重要的是直接去領會對方的心意。實際上許多時候責備人不是透過語言，而是從言行之中製造不和諧的氣氛，眼神、表情比講道理還具有責備的效果。有些時候身分較高者(前輩、長輩)會透過群體的壓力孤立犯錯的一方，使他能自己去反省，如果不清楚原因也要主動去問。聖德太子提倡的「和」的精神，像遺傳基因一樣已經深深殖入日本人心中[14]，在處理人的事情時竭盡可能盡免正面衝突。
但現實上，在封建時代發展完備的禮儀已無法反映當下的社會生活。老一輩的人身上還能看到真誠行禮的態度，用敷衍、不甘願的態度行這些非行不可的禮已經成為當下年輕人之中普遍的現象，面對僵化的倫理關係，他們表面上依然會遵從，但心裡並不是真正認同禮儀所代表的意義。這不能完全怪年輕人。有不少人盡自己所有的心力去符合要求，但問題是這些禮儀所要求的精神專注力太高，在這個資訊自由取得的時代裡已經與現實脫節太多。
現在的日本人臉上不再像80~90年代充滿自信的光彩，探求原因，敗戰的陰影、經濟長年不振都是，但我認為原因在於社會僵固缺乏彈性，以及過度重視當下情感及他人的觀感，無法從現況中跳脫、蛻變及轉換，因此難以從壓力中解脫。來自社會的壓力使日本人安份地顧好本份，但卻極度缺乏改變社會的熱忱。他們很會作夢，對製造發明始終充滿理想，也勇於實現，但很少人把改造社會當成是夢想。潛意識告訴他們：社會就是這樣，政治就是這樣，日本就是這樣，不論再怎麼努力，劃好的架構都不會有任何改變。
對現實社會框架無力反抗，社會科學方面的思考力也跟著貧瘠。社會上發生的事情，日本人要麻就憂心忡忡、但無奈地看著它發生，不然就是回到安分守己的小空間裡，當作這些事都與自己無關。當有人談論起政治、歷史或社會改革等話題的時候他們依然會附和上去，臉上依然會露出關心的表情，甚至發表自己對的看法，但從我的觀察來看，這些絕大多數都只能算是禮貌性的配合，並沒有真正把這些思考融入日常生活裡。很少日本人有能力抵抗社會施加於己的壓力。
但縱使社會架構物的部分受到限制，日本人旺盛的想像力卻在動畫、漫畫為首的次文化領域裡發揮的淋漓盡致。動漫該不該登上大雅之堂，過去曾經有過爭論，但現在動漫已經和汽車一樣，成為日本最廣為人知有影響力的商品。不只年輕人，特別是漫畫的讀者群已經延伸到中高年齡層。下班後的晚間電車上，經常看到中年上班族滑動手機閱讀漫畫。他們在這些片刻裡暫時忘掉工作的辛苦，穿著西穿的身影像中學生在段考前忙裡偷閒般，嚴肅的面容上出現平常似乎很少表露出來的輕鬆表情。
次文化領域日本勢必會持續扮演火車頭的角色，很難被其他國家動搖，因為沒有一個國家像日本一樣，在日常生活領域裡受到這麼大的壓抑。
也許有人不禁想要問，日本人真的要一直用這麼累的方式生活嗎？我們應該期待，有這麼一天，日本人會率直地講出心裡的話嗎？如果真的有一天，日本人能更明確地表達內心想法，可以直接地說出自己的喜好，輕易地拒絕別人，那這天來臨時，日本人將不再這麼的獨特，不再永無止盡追求理想的人際關係，變得跟世界上的你我一樣輕鬆地吃飯、喝茶、聊是否，對工藝的品質不再苛刻執著，漫畫、角色扮演等次文化的表現力也勢必會衰退。
雖然言行不夠自然總讓我忍不住想多說幾句，但想像力、理想性、守秩序以及美的意識，日本無疑在可預見的將來依然是值得學習的榜樣。
- 麥克阿瑟
二戰英雄麥克阿瑟將軍以聯合國最高司令官的身分，自1945年起至1951年執行佔領日本的任務。在這期間，他致力於建立民主主義價值觀以及復興日本經濟，在最辛苦的戰後初期重建過程中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他強烈的領袖魅力使得佔領作業進行地十分順利，不但日本內閣方面全力配合，也得到全民的愛載。因為戰時的成就以及佔領工作成就非凡，一度出馬角逐1948年美國總統。
但隨著韓戰爆發，這位功高震主的老兵在1950年仁川登陸作戰中又立下汗馬功勞，不久後便與主張和談的杜魯門總統之間發生摩擦。在一次違逆命令下，麥帥遭到杜魯門解除職務，必須離開日本回美國。在離開東京前往羽田機場的路上，20萬日本民眾夾道相送，前一天天皇也親自在美國大使館與麥帥道別。朝日新聞對於麥帥的離去有這樣的評論：
日本國民面對從未有過的敗戰事態，陷入虛脫狀態的時候，麥帥教導我們民主主義、和平主義的好處，親切地引導日本國民走上這條光明之道。就像因子女成長而高興一般，為昨天以前的敵人日本國民一步一步踏上民主主義的道路而高興，一直鼓勵我們的也是麥帥。[15]
麥帥清爽大氣的形象一掃戰爭期間軍國主義的陰霾，佔領工作期間始終維持高人氣。據說他魁武的身軀還成為女性性幻想的對象。
不過長達6年的蜜月關係在麥帥離開不久後破滅，日本發現她所倚賴的男人雖然英俊挺拔，為人也和善，卻始終戴著一副有色的眼鏡。回美國後在一場國會聽政會上，麥帥說了一段日本人永遠無法原諒的話：
如果把央格魯撒克遜人在科學、藝術、神學上的發展看作是45歲，則德國人擁有相當的成熟度。但日本人，雖然用時間來計算很古老，仍處在非常需要受教的狀態。以現代文明的標準來看，和我們45歲比起來應該像是個12歲的男孩。[16]
雖然這段話只是有關戰時情事諸多證詞中的一段，而且對日本人在戰爭期間的表現也予以肯定。但這些話傳回日本，從此之後麥克阿瑟的名字不再被大家討論，人們對他從原本的狂熱轉變成極度反感。
我來日本以後想從坊間書店及長年者口中打探麥帥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印象。但書中對GHQ佔領工作往往缺乏好感，讚美麥帥的言論也很少見。年長者則不喜歡談論戰後的歷史，就算有也僅止於個人的生活面。直到最近(2015年2月)我才從一位左派運動人士的老太太口中聽到有關麥帥的評價：「這個人實在是太好了，好到他做的事情我們很難去反對…」這或許反映出日本長久以來沒有修改佔領時期制定之憲法的原因。雖然大家都知道部分條文早已過時，但面對麥帥時的矛盾情緒以及戰敗的慘淡回憶，感性的日本人不知道要如何面對包括憲法在內的這一段過去。
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兩方立場的差異。以我們所認識的美國人，我們知道，對麥克阿瑟來說，在日本執行佔領任務的一切所作所為，都是為了使任務順利進行。和其他軍人比起來，他多了許多感性的特質(如我們在麥帥為子祈禱文中所見)，在日本人心目中麥帥的慈父形象固然來自他深度的人文素養。但這絕非只為滿足個人情感，而是結合既定目標，以個人的魅力讓佔領工作能順利進行。做為一個軍人，麥帥非常清楚理性必須放在感性之上，不知節制的浪漫情懷不只會妨礙工作，甚至會使人喪命。
另一方面，日本人這邊呢？戰敗對日本人的衝擊絕對不小於明治維新開國，因為這是日本歷史上第一次被他國征服。和中國不同，在日本文化裡從來沒有發展出失去國家的詩詞以及類似的情感思維，以致於日本人不知道怎麼接受戰敗的事實。一直到今天日本還是不能接受在外國人眼中他們曾經是「侵略者」的事實，對於戰敗一事也傾向用較中立的「終戰」來表現，拒絕使用「投降」一詞。敗給美國對日本人來說衝擊太大，在中國及東南亞戰場上的傷亡變得不值得一提，以致於現在年輕一輩的印象裡，只知道那場戰爭使日本被中國人及韓國人討厭，在海戰及沖繩戰中敗給美國，最後在空襲和兩顆原子彈下終結，除此之外，包括在東南亞陸戰中的大量傷亡以及戰爭結束時留在中國東北的日本人遭到俄軍大量殺害的歷史都變得無關緊要。
但比戰敗更大的影響是，日本人因為戰敗而對過去的日本價值徹底失去了信心。戰爭期間，傳統奉公忘私的優良美德遭到軍閥政權過度操作，對中、俄、美及英法的戰鬥中缺乏全面性戰略規劃，在資源及人力有限下，最後發展成「人間魚雷」、「神風特攻隊」等自殺式的戰鬥，年輕人在軍國主義教育下把戰死成人生應盡的義務。但另一方面，日本人原本溫厚善良、圓融、無心機的柔軟美德卻被嚴重拉扯，而失去了原本溫和自然的面貌。
跟不同年齡層日本人接觸的話可以明顯感覺到，1925年左右出生、在戰爭結束前已成年、目前年約90歲以上的老人，他們有一種在其他年齡層感所缺乏的穩重感。他們自律嚴謹，勤勞，面對事情時灑脫不閃躲，對生死的事不掛心，自然而然地用純真正面的態度面對生活。戰爭結束時尚未成年，也就是1935年前後出生，在戰爭期間度過童年、青少年歲月的人受軍國(神國)主義影響最深，他們雖然仍有許多老一輩日本人的美德(孝順、重義理、誠懇、自律等)，但少了一份對生命超然的人生觀，情感表現上也不像老一輩的人這麼一氣呵成。再年輕下去，也就是戰後出生的日本人，缺乏自信的情況就越明顯，討論正經嚴肅話題時興致低，碰到重要問題時眼神閃爍，雖然已經步入中高齡，但平常似乎不會認真去思考有關人生的問題。到1980年經濟高度成熟後才出生的人，對他們來說「日本」已經是個沉重的名詞，除了體育、科學、工藝等領域有傑出表現時會有愛國情緒外，日常生活中對國家社會似乎不抱任何期望，對發明創新的事情仍然有相當的企圖心，但談到國家或與意識形態有關的事情時往往完全沒有興趣。
當麥帥戴著墨鏡、叼著菸斗踏上日本的土地，兩手撐腰、一派輕鬆地與昭和天皇合照的照片登上報紙時，日本人似乎才真正從戰爭中醒過來，他們從佔領者的身影之中才驚覺過去多年來以天皇的名義所投入的戰爭已經結束。隨著緊繃的精神狀態終於得到解脫，戰爭期間所累積的悲憤、痛苦、失望、遭扭曲惡用的愛國心，使日本人一股腦兒地將過去的價值觀通通丟進歷史陳跡裡。而麥帥的英雄形象以及他帶來的民主主義，便在這時填補了日本人心靈上的真空，給予精神上的慰藉。這便是朝日新聞所說的「虛脫狀態」，以及對麥帥的感念之情。
民眾在佔領期間表現出對新政熱烈支持，也許連麥帥也以為已經成功地將民主主義植入日本社會。然而實際上民主主義對日本來說只是療傷的伴侶，並不是真愛。麥帥為日本人上了6年民主課，這期間日本人民也認真地聽講，並且努力實踐。但這位老師前腳才離開沒多久，原來被留校查看的「壞」同學又回來當幹部(如曾遭到褫奪公權的戰時政治人物岸信介、鳩山一郎又回來擔任首相)，在走廊上罰站的也被找回教室來(釋放戰犯)[17]。不是用血肉爭取來的民主終究沒有真正植入人民心中，日本人民還是讓同一群人回來治理國家。
戰後70年來，對過去侵略行為缺乏反省誠意，使得歷史問題至今依然常成為日中、日韓關係的不定時炸彈。而和其他已開發民主國家比起來，日本人對政府及媒體的批判性明顯不足，人民雖然對政府的施政有諸多疑慮，但始終沒有成為具監督功能以及促進社會公平的力量。封建時代承襲下來「逆來順受」以及「不要被討厭」、「不要逾越本份」、「不要給人填麻煩」的「美德」現在依然深植於日本人心中，在私人的領域或許值得讚賞，但卻與當今主流的公民社會價值觀背道而馳。
- 理性主義
日本思想史學、教育學家立花均寫了一本有趣的書，書名為「日本人的價值觀」[18[]](https://kirby1215.wordpress.com/2021/01/27/%e7%ac%ac%e5%9b%9b%e9%83%a8%e5%88%86%e3%80%80%e6%97%a5%e6%9c%ac%e4%ba%ba%e7%9a%84%e6%80%9d%e8%80%83%e6%a8%a1%e5%bc%8f/#4-19)。書中首先介紹一位長年在日本佈教的義大利神父，在他的教會裡有位信仰相當虔誠的老婦人希望神父能幫自己死去的愛犬做彌撒。但彌撒只為死去的人舉行，這是身為天主教徒的基本常識。神父寫道：「在義大利，即使再沒知識的人也不會做出這種要求，日本信仰虔誠的老婦人，也許是太喜愛死去的可愛愛犬，很自然地就說出口，我非常驚訝。[19]」這本書以上述故事為開頭，介紹日本人以生命為本位的價值觀，並與日本以外地區絕大多數人持有的理性主義做比較。
理性主義，於歐美人身上表現的特別明顯，將人與動物之間劃出一條清楚的線，其劃分的方法是根據抽象思考能力。動物雖然也有思考能力，能分辨出食物腐敗與否、是否有危險等，但只有人類才擁有真理、原理、法則、正義、理想等抽象事物的思考能力。西方人將理性作為根本的價值，於是將人置於動物與東西之上。但是日本人不這麼想，他們把「生命」當成是根本的價值，以「有無生命」作為區分的基準。在日本人的分類裡，人與動物皆屬於上位，只將沒生命的東西放在下位。因此以日本人的思維來說，人與動物都屬於有生命的個體，既然可以為人舉行彌撒，很自然認為對動物也可以，只有對物品時才會明顯感到不適合。
但西方人並不是天生就認為人與動物不同，例如西方的小孩也會將死去的動物當成像人一樣看待，只是當年紀越大理性思考能力逐漸成熟，才漸漸將人與動物間作區別。如果以理性、也就是抽象思考能力來做區分的話，以生命為本位的日本人，即使到了成年，山還是有很大的程度活在像小孩子一樣的世界裡。立花均指出，這也是日本的漫畫、動畫和西方作品之間在表現方式上的差異，日本的作品不是特別為小孩作的，而是大人把心中仍像小孩般的世界透過漫畫表現出來。
日本人在思考事情的時候，往往很重視人或事情的意象、氣氛。描述一個人，他們可以很生動地描述一個人的特徵，在與人相處時始終保持相當直接性、感覺性，對人情義理的思考相當率真。有時候他們不誠實，該說的話不說，用沉默或利用相對地位的距離感來製造出對自己有利的情勢，但很難稱得上是狡猾。對於人的判斷，如果有個人在每個場合該盡的禮數都有做到，通常人們就會相信他就是這樣的人，即使這些行為看起來多麼的不自然缺乏一貫性，也很少人會進一步去思考這些動作背後的動機。我們常說「日本人很假」，但在日本人間「很真」或「很假」很少被當成是問題，禮貌不週到卻很容易成為被排擠的對象。這是因為我們能夠將思維從現實的感受性之中抽離出來，憑著人生經驗，從一連串的行為中去判斷這些行為合不合理，不會一直讓思緒被眼前的事情帶著走。但是日本人對表面現象背後的合不合理性並不是很在意，或者說，他們缺少看穿事情的能力。他們對人的言行舉止少有體系性的思考，將專注力集中在看得見、感受得到的事情上面，讀穿別人的心意比破解別人的思考邏輯還重要。
麥帥對於日本在「科學、藝術、神學」上的成就不夠成熟有他的道理。雖然日本當時已經能建造出航母、0式戰機等最先進的武器，但如果要從科學教育平均水準來評量的話，當時還是以農業為主，科學素養當然無法跟工業國美國相提並論(當時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皆如此)。從戰略面來看，日本在缺乏資源的情況下同時在太平洋兩邊與大國開戰確實不智，即使在短時間的戰役得勝，也禁不起長時間人力、資源的消耗，可以說欠缺理性思考。神學方面，神道及佛教的信仰在日本比較偏向生活風俗的信仰，對教義書並不像美國的基督徒這麼認真研讀，相對起來也缺少體系性的思考，以西方的標準來說，麥克阿瑟的批評也有他的立腳處。日本佛教之所以能發展開來，便是因為捨去中國式辯證、強調只要全心依靠佛人人都能得救，才終於在鎌倉時代發揚開來[20]。
至於藝術方面的批評在下一節就會進一步探討，並不是日本人的藝術成就不夠高，而是日本人的藝術思維與西方人迥異的緣故。從日本文化早已佔據世界之一角來看，這一點麥帥明顯是錯了。
在缺少理性思維的另一面，日本人重視心性的堅韌與否。他們不推崇機智，靠機巧取得的成功在日本不會得到讚賞。但是對眼前的成敗會全力以付，更重視長期對一件事情的執著，相信只要對一件事情持之以恆有一天必能達到目標，而且心性也能得到成長。把氣沉住，一生懸命，成為堅持到最後的贏家。這是日本人對決的方式。
- 禪的影響
最後，參考佛教從原本中國式佛教轉變成日本式佛教的過程以及禪的發展，對了解日本人的性情也很有幫助。
佛教在西元6世紀正式傳到日本，並在聖德太子的推動下成為立國的基礎，在國都遷到奈良、京都之後依然盛行。然而當時日本雖然極力吸收唐朝文明，但中國佛教重視實證思辯的成分太多，無法與日本人的習性真正產生共鳴。就像台灣部分知識份子喜愛西方哲學一樣，佛教在當時只能算是醉心於唐朝文化的上層人士信仰，並沒有真正普及到一般人的精神生活。相較之下，神道沒有教義書，只是將傳統習俗教義化，比較符合多數日本人信仰的需求。
佛教的在地化一直到鎌倉時代才得以實現。平安時代[21]末期，朝廷逐漸喪失掌控國家的能力，大化革新所開啟的文化風潮也已過度成熟，正等待新的思想出現。代表社會基層力量的武士興起，並且在最後取得全國性支配地位，為新文化提供了絕佳的舞台。淨土宗祖師法然上人捨棄原本佛教重思辯的風氣，主張只要專心念佛、全心相信阿彌陀佛並累積功德，每個人死後都能前往理想的淨土世界，其弟子淨土真宗祖師親鸞上人更將這種直觀、生活化的新風氣發揚光大。與法然一樣，親鸞的生涯主要遊歷於民間佈教，對土地的靈性有所感悟。真宗的信仰生活著重於相信阿彌陀佛無邊的大慈悲可以超越因果不受業報束縛，信徒由此了悟全身皆浸淫在無阻礙障礙的慈悲之中[22]。這種重視事實經驗、著重直覺性、不重視抽象性討論的信仰方式，正符合日本人的心性[23]。
不過說到哪一種信仰或思想最符合日本人的心性，那絕對非禪宗莫屬。禪宗從達摩祖師開始，在中國經過幾百年的發展，12世紀末傳入日本後，不只在信仰方面，包括藝術及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都可以發現禪宗思想貫穿於其中[24]。禪宗思想的特徵是打破各個時代不同地域的文化所累積下來對佛陀精神的不同解釋，這些依附於特定文化的解釋方式雖然易於該地區信眾所吸收，但也造成因不同時代人的解釋及觀點，而阻礙了人們對佛陀精神直接的了解。禪便是要打破這些皮相性的事物。[25]
禪宗不立文字，重視以心傳心。佛陀的智慧與慈悲只有透過心來領悟，才能保留其完整的面貌。禪宗的修行靠冥想，觀察大自然，無時無刻對生命有所感悟，捨棄欲念以及人為的概念式思考，將自己直接投身到瞬息萬變的世界裡。這個時候他與我、物與人之間不再有清楚的界線，自己與世界儼然成為一體。殺戮戰場上的武士、追求極致表現的藝術家以及競技場上的格鬥士特別需要敏銳的直覺判斷力。概念思考無法跳脫人為既定的框架，無法提供有效的自我防衛，唯有在日常生活中克己自律，革除欲念，將人世間的喜怒哀樂置於度外，才能從無之中掌握住世界多樣的本質，在面對抉擇的當下激發出巨大潛能。
中國的禪於宋代發展到高峰。宋代禪師與鎌倉時代僧侶交流，將禪介紹到日本。禪重視心神領悟、不重視辯證的特性正好與日本人的心性相合，在日本普及開來。而隨著禪在中國沒落，如今富禪意的庭園、建築及手工藝成為日本文化的象徵。京都龍安寺、銀閣寺的枯山水，看似沒有特定形態，難以說明，卻表達出強烈的意象。同樣的意境也出現在陶瓷、繪畫、圖樣、和服式樣等物品之中。它沒有西方式陽剛的精神力量，也不像中國式風格講求對稱，相反地，常常是不同元素互相交錯，達成整體的平衡。例如和服的式樣裡，線條鮮少垂直交錯，也不會單純如班馬線般平行排列，而是傾向以斜角方向交錯，搭配具互補性的顏色變化。陶瓷的花紋不講求對稱，造型也不拘泥於正圓弧型，花紋隨著不同的視角呈現出顏色深淺變化，或是在穩定的色調上，天外飛來一筆像惡作劇般地塗上一沬對比強烈的花紋，使原本正經的作品裡添加一分詼諧的氣息。
把禪介紹到西方世界的禪師鈴木大拙(1870~1965)將禪對世上事物的特殊想法及感受方式歸類如下：
- 禪將焦點放在精神，其結果是對形式都不在乎。
- 它儼然存在的精神，不論在任何形式之中都能夠被找出來。
- 形式上的缺陷、不完美，使得精神更加顯著表現出來。因為形式完美會使人的注意力放在其形式上，而不是其內部真實的部分。
- 否定形式主義、慣例主義、儀式主義，結果使得精神完全裸露出來，返回其孤絕性、孤獨性。
- 超越性的孤高或絕對的孤高是禁慾主義的精神，意指廢除任何不必要的痕跡。
- 孤絕，用日常生活的話語來說是無執著。
- 如果將孤絕一詞用純佛教用語來解釋的話：原野最卑微的雜草到自然界最高的形態，它都沉潛於這些事物之下。[26]
鈴木大拙指出，不論是一般的美術、武士道的發展、儒學及一般教育的研究及普及、茶道的興盛等，日本文化及日本性格的形成之中，禪都扮演著相當程度的角色[27]。「禪以外的佛教各派對日本文化影響的範圍大致上僅限於日本人在宗教方面的生活，唯獨禪跳脫出這個範圍。…禪深入國民文化生活的各層面之中。[28]」
從禪的角度，讓我們再次思考日本人平常生活的態度以及互動方式。
日本人之間有很多簡單的客套話。如「今天天氣很好」、「好熱」、「好冷」、「辛苦了」、「好厲害」等，稍微有年紀的人還會說「這樣啊、這樣啊(それはそれは)」，即使是天天見面的人這些話也不會省。雖然日本人本身也許也沒意識到，但這些很無關痛癢的話其實有它的目的，它可以試探對方當下的態度，了解彼此之間飄盪的「空氣」。話雖簡短，但可以讓雙方明瞭彼此今天的心情，使接下來的接觸能順利進行。然而注重氣氛卻不重視把心裡的話講出來，使得在外人眼中日本人不夠坦率。
但日本人之間不夠坦率並不被當成問題。如同一對男女一同出遊，男生問女生「喜不喜歡？」、「好不好玩？」依心情不同，女生同樣是回答「喜歡」、「好玩」，卻有各種不同的涵義。在禪的教養裡，能不能明確「說」出自己的意見並不重要(「不立文字」)，重要的是能不能將「心意」傳達給對方。同樣一句問候語，日本人可以從語氣裡聽出說話者當下的心情。是很有精神的問候？還是應付式的回應？坦率明快的招呼聲會令人感到愉快，或者說，安心。如果說話時的語氣、表情看起來不是很爽快自然，那麼可能就是在暗示聽話者回想過去這一陣子兩人之間的關係，是不是有發生過什麼誤會、不愉快的事情，或是在暗示對方去做某件期待完成的事情（在前輩、後輩之間特別存在這種關係）。不習慣明說，捕捉對方釋放出來的「空氣」成為日本人之間相當重要的溝通方式。
這種猜心術的技術門檻相當高，日本人本身也不見得能確實掌握住要領。家庭中的對話裡，提到某位家族成員學校畢業工作好幾年時，長輩說「もういい歳ですね(年紀已經到了耶)」時，通常指的是那個人該結婚了。如果只是開玩笑的口氣，輕輕鬆鬆把話題帶過的話，旁人也不需太認真。但如果接下來長輩陷入思考的模樣，或是提到他跟某某特質的女孩在一起應該會很適合，這時候旁邊的人自然就要跟著出點子。長輩說他適合溫柔賢淑的人當太太，大家大概就知道指的是隔壁的阿花或住附近的阿春；說到他應該娶個精明幹練的妻子，大家便知道是在說王伯伯的女兒，等等。長輩不會直接點出名字，而是讓旁人去猜，然後用神情或口氣向旁人表示自己中意的是哪一位。若是善解人意的長輩，從旁人的反應可以感覺出自己提出的點子受到多少支持，例如其他成員們反應的快慢，音調高低，眼神是堅定還是猶豫等等。也有的長輩不夠細心，沒有仔細察覺家人的臉色，家人們接到指示雖然還是會去促成這件事，但卻可能做得意興闌珊。或是有些比較強勢的長輩，直接用命令式的口氣或眼神講出自己的心願，但這樣做容易使家人離心離德。
同樣在職場上，上司利用位階的優勢，不必直接明確指示就能指揮下屬做事。但反面來說，不夠仁慈的主管可能會使下屬心力交瘁。
這種使用「暗示+揣測」的間接溝通方式普遍存在日本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同學之間、社團活動、公司裡前輩後輩間的關係、母親間的小團體，或是政商關係裡的牽連，想要在裡面扮演好角色，就必須在接球和做球之間細心地打點，時時謹記自己的身分，盡量讓所有人對自己沒有怨言，在微妙的弦外之音裡表達出自己的心意。即使是出自本身意願的事情，也要仔細考量群體的感受，降低個人色彩，讓事情像自然發生一樣，有耐心地把事情朝自己期望的方向推進。
傳統藝能如茶道、花道的老師，在指導學生的時候不會一步一步說明每個步驟所代表的意義，但會花很多精力要求學生用跟自己一樣的方法完成基本該會的功夫。一樣的動作重覆無數次之後，不論原本資質好壞，絕大多數的學生都能達到要求。而一旦基本技術熟練之後，個人的特色就會在本人無意識之中表現出來。在外行人看來，每個茶藝師的動作都大同小異，對於只在乎味道的人來說許多動作更是多餘。但包括味道在內，整個泡茶的過程都是茶藝師對客人的「心」的照顧。房間的佈置、器具、泡茶到奉茶之間的每個動作都經過周到的考量。品茶的時候應該把注意力放在整個過程，或者暫時把自我放一邊完全投身於其中。在一成不變的動作裡，精神更容易專注，從細微的氣氛變化之中感覺出茶藝師究竟花多少心思在招待客人。同樣跪坐，同樣的奉茶動作，無心者眼中只是單純的奉茶，對用心的人來說可能是高級的享受。從「靜」之中察覺出「心」的動向，這與禪宗的閉關冥想是相通的。只是不可思議的是，日本人每天都在做這些補捉心念的修行。[29]
沒有明說的內心互動，雙方情感的交流除了當事人以外，其他人很難搞清楚究竟發生什麼事，這使得日本人之間的互動充滿了隱蔽性。這些需要高度的專注力、在其他地方只有在很親密的人之間才會採用的溝通方法，於日本卻在生活的每個層面被廣泛使用。這也註定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必須過得相當辛苦。一些對人生有極高熱忱的人可以通過這些考驗，在各方面人際關係都面面俱到，而且始終保持高昂的生命活力。然而大多數人在這種有強迫傾向的社會氣氛裡，內心總是很難真正地休息，他們把太多精力花在自己以外的事情上面，常常出現心力過度使用的狀態。
時下許多年輕人自我封閉(引きこもり)，將自己關在房間裡不跟外面世界接觸，到了出社會的年紀也不願意離開家門。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很多，我想最主要還是因為跟人接觸需要花費相當大的精力，對許多人來說已經成為過重的負荷。過去社會的步調慢，人跟人之間的關係也較單純。但在繁忙且資訊爆炸的現代社會裡，與人應對時所需要的高度精神力已經不是每個人都能夠負擔，當人際關係中一旦受了傷，很容易造成長久性的影響。
不論禪的作用是將傳統習性發揚光大，還是禪改變了日本人原本的思維，日本文化的發展之中，相較於心性的掌握，體系性的思考能力較不被重視。當然，這一部分也必須歸因於地理環境，因為缺乏與外國人直接接觸(移民者與戰爭)的經驗，為自己及自身文化辯護時所需要的理性思考力，對日本人來說並不是絕對必要。跟日本人交談時可以發現，他們往往可以用相當感性又有現實感的方式表達出自己的感受，有時候太過投入，彷彿事情就像在眼前發生一樣。但談到政治、經濟、哲學等抽象事物時，卻如水生動物被帶到陸地上來一樣，往往只能被動地被對方的話題帶著走。對日本人來說，將思考抽出現實、置於「冰冷」的理性空間，違背了他們直接感受當下、從當下汲取情感素材的習性，然而理性思考卻必須適度地將自己從現實的感受中隔絕出來。
而禪宗捨去「我執」，也可以解釋日本人普遍表現出的被動性及包容性。本身沒有堅固的自我或是堅固的思想體系，在受到外在刺激的時候反而能迅速地捉住外在事物的形態，套用在自己身上。比較難聽的比喻是日本就像隻寄居蟹，當找到合適的外殼時很快就會將它穿在身上，使自己看起來像是對方的模樣。但實際上內部(心)卻不會受外衣的形態而改變。不論是過去師法中國，或是明治維新開始的歐化運動，到二戰後一味地追隨美國，日本總能迅速地跟隨時勢做出反應，而且一旦決定追隨方向後就顯得義無反顧。但是日本真的變成過這些國家嗎？並沒有。對日本來說，這些不同的外裝只是順應時勢，借用每個時代裡最主流的「衣服」來自我修飾。中國的制度、歐洲的思想、美國的民主主義，到頭來都沒有真正改變過日本。
形態上日本或許真的像變形蟲，但日本的特色─日本的心，貫穿在這些事物之中，特別明顯表現在如茶道、柔道、劍道及職人文化裡。文藝日劇裡男女主角最在意的事情永遠是：是不是做了對不起別人的事、給別人添麻煩、得到恩惠沒有回報？這些日本人心中真正在意的事情，並沒有因時代不同而改變。
日本人對外面世界所呈現出的封閉性也來自此。在國內各種生活領域都有一定的模式可遵守，就如茶道一樣，從這些模式中去讀取他人的心意，達成互相溝通。但其他國家沒有這些繁瑣的禮節，意見可以自由表達，對心的自覺程度也不像日本人來得這麼深刻，不把話說出來卻不停打探心意的習性，使日本人在跟外國人接觸的時候往往顯得反應慢半拍。外國人直率地表達方式讓日本人感到難以消受，不斷想猜心的結果反而變得不知所措。
值得留意的是，被動、保守雖然是一般人對日本的刻板印象，但日本人之間卻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他們知道如何溫和地開啟彼此溝通的大門，而且既然把焦點集中在心，保守與否就不是問題。對他們來說，從彼此之間心的躍動已經提供相當豐富的精神生活，也因此不會迫切地要求打破現有的框架。內心深處受感情牽引、不受理性侷限，日本人之間心的交流不受年齡身分的限制，比起受理性約束的外國人擁有更寬廣的空間。同時，這也是日本藝術始終能獨樹一格的泉源。
此外，對於日本人的道德意識究竟是堅強還是薄弱，在剛接觸日本人以及長期跟日本人相處的人之間經常會出現完全相反的意見。如果單就行為來說，日本人的自律性恐怕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強。但是當我們把時間拉長，去觀察某位日本人每一天每一天的行為表現，常常會發現不同時間、不同場合下所做出來的決定缺少一個貫穿整體的一致性，也就是我們所說固定價值觀。老一輩的說「有禮無體」。我們必須了解，日本人於外必須滿足禮儀規範的要求，時時做出符合時宜的言行舉止；但其實內心卻非常的自由，不受到外在的社會規範所限制。當我們以本身對道德的要求，也就是要求表裏如一時，乍看之下日本人比我們更嚴格遵守人際關係應有的分際。但是長期相處下來之後會發現，他們的內心是無德的，是非關道德的。我們沒有這種內心與行為分離的習慣生活觀念(除了一些政治人物或商人)，自然會對兩方面的表現給予不同的評價。
日本人「難搞」、「龜毛」的原因，也可以說是因為同時搞定他們外在要求、又要讓內心感到滿意，需要費相當大的工夫。
[1]日本在1957年~1970年代對東南亞、印度以及澳洲、紐西蘭等國完成賠償；中國方面當時國民黨政府明言不向日方索賠；韓國方面到90年代仍為外交懸案(事實上到今天依然未能解決)。入江昭，「新・日本の外交」1991，中央公論社，1998三版pp.106-109。
[2] 除了參加左派團體的活動以外，在大學也有機會聽到公開批判的言論。最近(2015年)安倍政府欲強行通過「集體自衛權」的緣故，以東京為首，許多城市開始有反戰人士在演說及組織遊行。但日常生活中的討論還是沒有。
[3]，田原総一朗、百田尚樹，愛國論，KKベストセラーズ，2014。
[4] 同注34，pp.63-64。
[5] 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著，陸徵譯，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遠足文化，民101。p.74。
[6] 西田正好，日本美の譜系，創元社，昭和54年。p.44。
[7] 同注39。P.47。
[8] 和辻哲郎，風土，岩波書店，1991年(第21刷)，pp.178-179。
[9] 即日神。
[10] 指663年送軍到朝鮮半島軍緩百濟。
[11] 廢佛毀釋運動雖不了了知，但以國家的力量組成的「國家神道」影響力卻大增。
[12] 順帶一提，在江戶時代後期，以本居宣長(1730~1801)為首的國學者就主張排除佛教及儒教的影響。本居認為排除這些外來思想的影響，才恢復日本原本純淨的精神。
[13] 在GHQ的要求下，昭和天皇於1946年1月1日發表了一般所稱的「人間宣言」，去除其本身原本被認為擁有的神格。
[14] 太子製訂的憲法十七條，第一條：以和爲貴、無忤爲宗。人皆有黨。亦少達者。以是、或不順君父。乍違于隣里。然上和下睦、諧於論事、則事理自通。何事不成。
[15] 朝日新聞1951年4月12日社論。
[16] 1951年5月5日於參議院。
[17] 請參考本章第一節「戰爭留下的歷史問題」。
[18] 立花均，日本人の価値観―『生命本位』の再発見，2009年，ぺりかん社。
[19] S・フィナテリ「キリスト教の常識―欧米人を理解するための」，1981年，講談社。
[20] 在下一節會進一步說明。
[21] 西元794年~1185年。
[22] 日本的靈性，p.59。
[23] P.165。
[24] 一般認為是赴宋留學的榮西禪師將禪將禪帶回日本。
[25] 參考鈴木大拙「禪と日本文化」，2012(第81刷發行)，岩波書店，p.2。
[26] 「禪と日本文化」，p.10。
[27] 「禪と日本文化」，p.11。
[28] 「禪と日本文化」，p.13。
[29] 看茶の本之中有沒有可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