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科比的大雜把園地

致托馬斯·曼

於克拉朗 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

非常感謝您的來信。由於您在信中坦率地表達了意見，請容許我也直言不諱。

首先關於我的「案件」，原本我不打算對此多做說明，但從您的來信得知，您認為這件事尚未「結束」。像您這樣一位從獨自的經歷中深諳社會本質的偉大心理學家，怎會不明白以下這點呢？那就是，對於所有與我親近的人來說——無論如何，這包括了相當多數的德國民眾——「富特萬格勒事件」從來就不是、哪怕一瞬間也不曾是應該真正提交到去納粹化審判的「事件」之事實。在所有留在德國的音樂家中，我始終以全部人格投入或大或小的抵抗行動，這在德國無人不知，現在也是如此。儘管事實上我曾被希特勒的宣傳大肆利用和放大。然而，美國部分報紙在最終審理報告結束前(例如《紐約時報》)持續散布極其無恥的謠言，使得事情被極度誇大，被人為地「捏造」出來。對此我束手無策。

您說您讀過我的辯護書，但「無法認同」。我當然必須接受這個說法。但容我請教，您不認同的是什麼？是接連宣判我無罪的奧地利和德國三個委員會的決定嗎？還是我認為留在德國是正確選擇的這個事實(儘管我至今仍這麼認為)？

我絲毫無意主張自己一生從未犯錯。但是，我的辯護書是針對德國去納粹化審判而寫的。而關於與納粹主義戰鬥意味著什麼，我相信我仍然很清楚，不亞於今日德國任何一位站在審判者立場的人。

關於以上這些，我無法充分理解您的想法，但若考慮另一個問題，或許會更清楚。您批評我在沒有演奏的情況下，接受了聽眾長達十五分鐘的歡呼。(譯註:應是指5月25日那場復出音樂會)

關於這點我要這樣回答。首先，音樂會絕非「一、兩次」的試演，而是經過多次準備、徹底排練完成的。樂團除了極少數成員外，至今仍是昔日的「柏林愛樂」。至於應該在其他更合適的時機接受盛大歡迎這一點——我第一次站在聽眾面前時並未允許這種情況，而是立即開始演奏。但在音樂會結束時，我的態度只不過是對人們向我表達的友情和讚許的普通回禮，僅此而已。

然而，您和您的女兒艾瑞卡難道完全忘記了音樂對德國人的意義，以及一直以來所具有的意義嗎？一九四三年我在維也納重新上演《崔斯坦》時，按照規定連續五小時不休息地演奏這部作品，結束後對演出者的熱烈喝采持續了三十二分鐘，最後不得不由我出面制止。

十五分鐘的喝采，對於柏林愛樂—貝多芬，絕非異常之事。恰巧最近收到一位音樂家的來信，隨信附上。信中報告了漢堡音樂會的情況，那裡也發生了「完全相同的事」。貝多芬，布拉姆斯，至今仍無法從德國人身上奪走——值得慶幸的是，這樣的東西還不少——您必須考慮到，德國人透過接觸這種精神，能遠離希特勒及其誘惑，在真正意義上重新發現更偉大的自我。身為心理學家和偉大德國作家的您，難道不樂見德國人如此重新發現自我，反而要貶低、譴責這種行為嗎？從這整體脈絡來看——雖然就我個人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當一個被謠言陰謀中傷、被人為疏遠多年的人重新回到大眾面前時，人們多少有權歡喜迎接吧？這一切與政治毫無關係。

正如我在之前那封沒寄出的信中所寫，我認為必須區分您寫下的源於一時情緒的言論和涉及本質的言論。例如您曾說貝多芬的《費德里奧》不應在希姆萊的德國演奏，但您現在應該不再堅持這個想法了吧。因為從來就沒有什麼希姆萊的德國，只有被希姆萊統治的德國。在那樣的情況下，如此德意志的作品——究竟有哪個其他民族何時能揭示這部作品內在的可能性呢——不應該被演奏，豈不是毫無意義嗎？您試圖向美國人從心理學角度解釋德國人，這又是另一回事。在這種嘗試中，我感受到潛藏在您內心的德國人，在許多方面我應該會與您有相同的意見。正因如此，我才認為與您見面會很有意義。您今天擁有援助德國的特殊方法——或許可以說還有責任——至於德國人如何評判，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從您的來信推測，我不得不承認目前我們之間橫亙著一道厚牆，但我仍未放棄事態終將好轉的希望。

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