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趁在台北過夜的機會,我再度去了啟元唱片行。說再度也是有點奇怪,因為上次去大概是20年前,而且地點也變了。
學生時代到台北車站搭車,幾乎沒有例外會去重慶南路走走。回花蓮班次少,超過1小時才有一班,而且還要看停車狀況,同樣是自強號,快的車才能在3個小時內開到花蓮。因此多出來的時間就會去南陽街、重慶南路逛。如果有跟朋友約就會約在新光大樓前電視牆。通常朋友會被我強迫帶到大眾唱片行或玫瑰唱片行,因為那裡有最多古典音樂唱片。在那個沒有YouTube串流的時代,到現場看片選片是少數接觸音樂專輯的機會,這種樂趣只有在大城市才有。如果時間夠多才跑去西門町淘兒,記得高中畢業旅行的晚上,我就是在淘兒音樂城消磨掉難得自由的時間。
CD唱片逐漸被mp3打敗的時候,唱片行規模跟著縮水。不過在重慶南路地下室的啟元唱片行似乎沒受什麼影響,因為它賣的本來就是二手CD、黑膠。走進那不起眼的地下室入口,才知道這裡別有洞天。黃鶯鶯、余天、劉文正、鳳飛飛,這些已經不是我這年代的歌手,還有我媽那年代的西洋歌手Carpenters、Tom Jones、Bee Gees、Andy Williams……總之就是一整個時空錯亂的感覺。古典黑膠也不少,不過因為我的口味比較特殊——主要聽70年代以前就作古的老大師錄音——就沒有特別挖到什麼寶。
重慶南路當然也是書店街,對我來說最好逛的是建宏書局。一樓賣的都是參考書,二樓以上就有很多特別的書,主要還是在選書的能力,建宏的書不是那種同出版社一批都上架,是有用心在挑分門別類的書目。逛完建宏書局再走一會兒,然後通常最遠就逛到衡陽路口金石堂再折返回火車站。
在串流的時代裡,買CD的人越來越少。這幾年聽黑膠的人似乎有增加的趨勢,雖然跟黑膠全盛時期還有很大差距。黑膠對比於CD—串流的音質有明顯差異,應該是不爭的事實。黑膠在低音域的表現特別好,尤其播放像蔡琴、大提琴的聲音時,那種低沉但自然不尖銳的特性明顯勝過數位感重的CD和串流。我有幾位聽音樂的朋友收藏許多品質好的黑膠唱片,每次播放從封套取出擦拭、放上轉盤、刷掉表面細微灰塵到專注輕盈地放下唱針,一連串動作滿滿的儀式感。因為黑膠唱片太珍貴了,每聽一次對表面都會造成磨損,收藏者對待起來都格外珍惜。記得大一在古典音樂社聽音樂,當時黑膠已經沒落,我一邊播放唱片一邊打電腦,一位老學長進來看到還特別叮嚀「聽黑膠唱片就要專心聽哦」。
黑膠的價值除了錄音內容、磨損程度外,同一份錄音是第幾刷出版也很重要,因為在大量壓片下,越後面的版,模具的損耗越大,音質會比前面的版差。版號刻在唱片內緣,不同廠牌有不同標記法,坊間有書教人怎麼判讀這些版號。我有朋友專門做黑膠買賣,他能輕易判讀不同唱片公司的版號規則,再依外裝及唱片本身的保存程度定價。
不過要播放出好聽的聲音相當費工夫。單單有好的唱盤還不夠,從唱片、唱盤、唱頭、擴大機、喇叭、線材都要互相匹配,才能發揮最大的播放效果,不是砸錢就能了事的。我從日本回台灣時帶回來一些黑膠,不過有小孩以後就放棄聽了。因為除了費工外,我的音響設備沒辦法播放出跟CD有足夠鑑別度的聲音。黑膠就放著,等小孩長大哪天心血來潮再處理。
至於CD和串流的差異,坦白說可能受限於我的音響設備,如果是同一份錄音的話感覺差異並不大,串流的壓縮音質跟無損音質的差異也小到可以忽略。這或許是因為我最喜歡聽的錄音大多是單聲道錄音時代、也就是1960年以前的錄音,這些錄音很多都有沙沙的背景炒豆聲,從以前就聽習慣,也就不追求太多細節和純淨的聲音。但儘管如此,在錄音技術不發達的情況下,錄音師們靠單點收音也能捕捉到很多現場的動態,這些伴隨在炒豆聲裡的空間臨場感是後來強調分音—後製的錄音難以呈現的,和現在要求乾淨、立體的錄音美學不同。就音質來說固然糟糕,但卻可以呈現出更真實的空間感。
CD和串流的數位化處理無法像黑膠的類比音質那樣自然,這是物理的界限,沒有辦法,但如果考量到便利性的話還是比較好的媒介。畢竟那種聽黑膠的儀式感需要花費的時間不是每個人都有的。
啟元唱片行已經搬到中山北路巷子裡。這天我買了2份CD,一張是前柏林愛樂首席指揮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1886–1954)的貝多芬第六、第八號交響曲,這是我高中就一直想擁有的唱片。另外一張2片裝的柴可夫斯基交響曲,是俄國傳奇指揮家穆拉汶斯基(Evgeny Mravinsky,1903–1988)的代表作,也是20多年前就想買卻一直沒買下手的錄音。這2份錄音我都有同指揮家其他版本的替代品,在串流上也能輕易找到,就是買一個結緣、支持,還有買一個回憶。
但願有一天有足夠的時間、金錢和空間升級音響,來聽出CD和串流聲音的差別。
<鐵達尼號>我在電影院看兩次,不知道各位當年看了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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